摄像机对着吴孟超的手，从头拍到尾，也没能弄清楚其中的奥秘。手术中，他要分离长了肿瘤的部分肝脏与正常组织，可眼睛却望向天花板，手在病人腹内游走，一会儿就拿出了肿瘤，镜头只能拍到腹腔外的影像。
肝脏这方寸之地，他早已烂熟于心，用手一摸就知道病人腹内情况，这种手感是摄像机拍不到的。他的学生施乐华曾感慨：跟了吴老这么多年，都没弄清他手中的奥秘，靠几个摄像头怎么能弄清？
吴孟超（右）在指导助手做实验（ 新华社发 资料照片）
虽然“吴氏刀法”难以学习，但吴孟超还是把自己的技能与知识倾囊相授，“这技术更多人学去，为更多人服务，不是更好吗？我的所有技术属于人类，我吴孟超没有专利”！
全球每年新增和死亡肝癌病例的50％以上都发生在中国，我国已是世界上肝脏恶性肿瘤发生率和手术切除率最高的国家。他明白，要救更多的人，自己这一双手远远不够。“我哪怕是化成千手观音，一天也只能做一台手术。手术也好，化疗也好，放疗也好，都不能解决问题，根本性的治疗方案要靠基础科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吴孟超带领学生研制成功可使免疫系统识别并杀死肝癌细胞的新型疫苗，开启了免疫系统防治癌症的大门。他们还接连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使我国肝癌手术成功率由20世纪60年代初的15%提高到98.5%，肝癌切除病人总体5年生存率也大大提升。
对吴孟超而言，充满消毒水气味的手术室是他觉得最舒服的地方。有时，为了推掉一些不必要的应酬，他甚至会“躲进手术室里”。过年是他最难熬的日子，因为手术没有排期，他甚至会特意去手术室旁的更衣室洗个澡，“权当做过手术了”。
吴孟超最后一台手术的日记（赖鑫琳 摄）
吴孟超最后一台手术（曹希 摄）
2019年3月15日，他和往常一样，依然是9点多起床，下午做了一台中肝叶3厘米肿瘤切除手术。当天日记的右上方，他标注着“手术一台”，还用红黑两色笔画了圈。那时，他可能还未意识到，这台手术会是自己从医76年的最后一台。
无影灯下，身材瘦小的他埋在一群高大的助手们中间。稳稳地站在手术台上，他的双手依旧灵活有力。40分钟后，肿瘤被顺利摘除。在护士搀扶下，他走出手术室，脚步略显蹒跚。此时，他已97岁。
学生周伟平回忆，那时他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还是要到手术室来看，到了该吃药的时间也不愿意离开，“因为手术室是他待了一辈子的地方”。
“我们要治的不是人的病，而是病的人”
护士长程月娥配合吴孟超做了5000多台手术，她说，吴老的门诊病人都是条件“最差”的——一是病很重，二是很穷的。
有老人因为看病家徒四壁，独自离家出走，找到吴孟超，从兜里掏出一把零钱：“您看能治吗？”有病人从偏远农村赶赴上海，一见到他，就“扑通”跪倒磕头；还有患者打听到他家的住址，抱着病历和化验单，在门口等到深夜。
看到有这样的病人求医无门，吴孟超觉得是自己的耻辱。1993年，肝胆外科获准发展为长海医院的“院中院”，作为院长的他更忙了，但依然坚持着周二上午的门诊，他的“星期二门诊”共12个号，挂号必须实名，而且需要患者过去的病历，这么做，是为了杜绝号贩子炒号。
“外科医生，就是一双手一把刀。”在吴孟超看来，手是刀的支点，刀是手的延伸。在很多患者心里，吴孟超的双手就是生命的希望。
2011年4月14日，吴孟超（左三）带领医护人员查房（ 新华社记者 王建民 摄）
2004年，82岁的吴孟超接了一个名叫王甜甜的病人。这个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的湖北女孩，被查出中肝叶上长了一个篮球大的血管瘤。肿瘤是良性的，但手术难度很大，没有医生敢动这个手术，怕一着不慎，搭上自己的名誉。
有人劝吴孟超别做这个手术：“这么大瘤子，人家都不敢做，你做啊？万一出了事，你的名誉就没有了。”吴孟超回答：“我的名誉算什么？我不过是一个吴孟超嘛，那算啥？救治病人是我的天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