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的父亲希望他选择电信专业。
一方面是觉得这是一个挣钱多且轻松的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陶勇的姑姑与姑夫是医生，陶勇的父母明白，当医生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情。
受伤前的陶勇医生
为了让陶勇改变心意，父亲请来了陶勇的老师做工作，可陶勇却执意要学医。父亲拗不过，叹了一口气对他说：“学医要比其他专业辛苦得多，你可有的熬啊。”
就这样，陶勇如愿成为了北京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开启了长达10年的学医生涯。
1997年8月，陶勇和父母坐着火车，出发去往北京。
从江西到北京坐火车需要两天半，彼时正值开学，火车位置紧俏，陶勇一家没有买到座位，只好站着去往北京。
如今的陶勇，对于北京的一切早已再熟悉不过，可对当时初来乍到的他而言，北京的一切都充满新奇感。
陶勇形容那时的自己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站在天安门前，望着红色的城墙，陶勇一家人激动地抱头痛哭。
2000年国庆节20岁的陶勇在天安门前拍照留念
陶勇说：“当时我甚至觉得，好像一切的人生，都已经来到了终点。”
那是一个小镇青年梦想成真的时刻，也是他伸手触碰到梦想时第一次产生的实感。
然而，对于17岁的陶勇而言，他的人生之路，才刚刚走入主赛道。
位于积水潭医院旁边的研究生宿舍，是陶勇进入朝阳医院工作之前，在北京生活过最长时间的地方。
本科毕业后，陶勇又考入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从本科宿舍搬入了位于北京二环的研究生宿舍。
那是一栋由老旧宾馆改造而来的学生宿舍，每到夏天，墨绿的爬山虎会将整栋楼包裹得严严实实。
陶勇的宿舍位于一楼，一天之中，就算在阳光最好的时段，宿舍内也总是阴暗。在这间宿舍里，陶勇度过了研究生与博士五年的求学生涯。
而那间幽暗的房间，也见证了“小陶医生”飞速成长的十年。
2007年，陶勇博士毕业时
医学生的日常，异常忙碌，除了正常的上课与课题，陶勇还要去医院实习。
偶尔得到一两日的假期，他也不休息——通常，他一早就会起床，坐2个小时的公交去郊外的屠宰场买猪眼，然后带回试验室，开始一整天的实验研究，常常结束时已是深夜。
后来，为了方便做研究，他甚至亲自养起了猪和兔子。
在同学眼中，陶勇对于物质与娱乐的要求一向很简单。而每当同学邀请陶勇出去聚会，多数时候陶勇也总是礼貌拒绝。
节省下来的时间，都被他放入了学术中。
在陶勇宿舍的床下，有一个半米高的大铁桶，通常，陶勇会将穿脏的衣服一股脑地放进桶里，直到桶里被塞得再也塞不动后，他才会提着铁桶去洗衣房，扔进洗衣机里一起洗。
那时，陶勇的同学形容陶勇：“他仿佛天生就是为了从医而生的。”
陶勇对于物质生活的抽离与对于学术的热爱，从未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丝毫改变。
后来，在陶勇受伤后，他的好友李润曾经去陶勇医院内的宿舍住过几天，李润惊讶地发现，十几年过去，时间仿佛在陶勇身上停滞了：
“他的吃穿用度完全和上学时候一样：卫生间的淋浴头一看就是用了多年，水管僵化，水流凶猛，床上盖的被褥还是多年前的‘超市货’，盖在身上又硬又滑。”
而此时，陶勇早已从学校毕业13年，从“小陶医生”变成了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的“陶主任”。
也成为了博士生导师，人民医院最年轻的副教授，每天，全国各地有上千名患者因为他的医术慕名而来。
然而，这些荣耀似乎并没有对陶勇有太大影响，当朋友们问起他的梦想时，他的回答，或许还是如十几年前一样：
“攻克癌症，留名史册。”
陶勇与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