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才子1989：与张国荣、林青霞共舞的日子
那段曾经的香江传奇，已渐渐随风，融入茫茫岁月中。
位于柴湾的明报工业大楼的一间办公室中，仍然挂着查良镛的一幅字，字体干净利落，标记着他和他们的一生：
看破、放下、自在。人我心，得失心，毁誉心，宠辱心，皆似过眼云烟，轻轻放下可也。
金庸、倪匡、黄霑、蔡澜，并称“香港四大才子”，这个名号是何年何月由何人唤起，已无从考据。今时今日的人们一次次地重提，大多是因为故人难再回。
四个人，一个人就是一个时代，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当他们去的去、老的老，那个时代也随之落幕，但世人依然没能做好准备，接受这个只能缅怀的当下。
金庸走的时候，多方媒体要蔡澜说几句，他一一回绝了，只给无法前来的老友，作家亦舒去了一封书信。
据信中所记，2018年11月6日，金庸的头七在跑马地的东莲觉苑举行。仪式由法师主持念经，来人各分派一本经书，经书很厚，从头念到尾要几个小时。
南国的秋风不算萧瑟，但蔡澜只觉衣衫单薄，已有几分寒意，不得不中途退场。
六日后是追悼会，他特意添衣，还是冷，但仍在灵堂坐了许久。
彼时，他77岁，《倚天屠龙记》里写“人生百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他望着来来往往俯身拜礼的人，相熟的大多已白发。
蔡澜（左）与金庸
拄仗者也曾摩拳擦掌、也曾意气风发，奈何岁月步步紧逼，好不威风，“香港四大才子”成了世人温故的符号，而那半个世纪的灿烂，也终是化作回忆。
倪匡说：“人生有回忆不是坏事，怕只怕梦醒时无头可回、无岸可望。”
“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流年似水，江湖早已不再，只能长歌当哭，为那个业已消失的时代送行。
虽被冠以“香港”之名，但“四大才子”没有一个是在香港出生的。
蔡澜说，他与黄霑讲广东话，与金庸、倪匡二位讲国语。查倪二人则互相叽里咕噜讲上海话（这里指江浙地区的方言）。
1948年，查良镛24岁，还不是“金庸”，自上海登上南下的飞机，才想起身上并无一分港币。邻座恰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递来10元港币雪中送炭。
落地租车，他不会广东话，操着浓重的浙江海宁口音告诉司机“去餐馆”，下车后发现司机误把他送去了“差馆”（警署）。
青年金庸
查良镛此行也未想久留。他是顶替新婚的同事，前来紧急支援刚刚复刊的香港《大公报》，说好为期半年，未成想，后来乡音未改鬓毛衰，白手少年立业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