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福贵是个地主家的阔少爷，整日吃喝嫖赌游手好闲，终有一天输光家产，从地主阔少沦为贫困佃农。此后的几十年，亲人相继死去。最后，只剩下福贵一个孤寡老汉，守着一头老牛苟且度日。
书中最触动人心的场景，是福贵儿子有庆的死亡。余华仅用一句话就刻画出了福贵失去爱子的悲痛心情：“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
著名编辑朱伟曾说：“在余华的笔下，死亡总是很轻易就到来。”余华自己则说：“只有一个个人都死了，只剩下福贵这样一个老人凸显的活着，才特别有力量。”
福贵是死亡的见证人，和苦难的修行者。或许他曾一无是处，但当他经历了一连串的人间悲，也就磨练出了对苦难的承受力，继而无怨无悔地活下去。
这或许也是每一个普通的小人物，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正如余华在书中所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所有的苦难终将烟消云散，只有活着，才是最大的胜利。”
余华的故乡嘉兴是一个文人辈出的地方。郭沫若、矛盾、巴金、丰子恺、徐志摩、金庸、李叔同……
这些文人后来无一例外都走向了离乡的道路，余华的人生与他们趋同。
离开故乡并不容易，但迈出第一步后，下面的几步则要显得容易许多。
1993年，余华辞职来到北京，见到了一个更大更开阔的世界。
在双榆树的朋友家中，他第一次看到了导演伯格曼的《野草莓》，感受到了电影真正的力量。那晚，33岁的余华激动地从从双榆树走回了十里堡的住所。
二者中间的距离，整整隔了30公里。
余华认为，只有不断行走，消耗体力，才能平复自己被电影震撼到的内心。
伯格曼《野草莓》
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带给了余华内心新的冲击，也帮助他迅速成名，升级换代，跨越阶层。
在租来的9平米出租屋写下《活着》后，余华成为当代著名作家，纯文学领军人物，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近30个国家出版。
在各大文学奖项的颁奖典礼现场，常常能见到他的身影。
他的作品将张艺谋送去了戛纳。
在北京30余年，余华觉得，只有不写作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北京。一旦提起笔，他发现让自己感到最安全的地方，仍旧是家乡浙江嘉兴海盐县。
写作对他而言，就是回家。
小时候，父母很忙，就把他和哥哥反锁在家里。家中的二楼可以看到一片广阔的田野，兄弟二人时常趴在窗子边看风景，余华把这个房间戏称为“景观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