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8月，回到故乡的鲁迅，先是任教于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授初级化学、优级生理学，兼任日籍教师铃木珪寿植物学课程的翻译。他带着纯粹的愉悦，而不仅仅是职业需求，开始了生物学领域的积极探索。
鲁迅在《<越铎>出世辞》中介绍绍兴城“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
本图摄影：陈新宇
令人吃惊的是，留学日本七年而归的鲁迅，反而更大量地抄校中国古籍，被著名学者孙郁称之为“暗功夫”。撇开地方文献、古小说不谈，仅古博物学方面便有《岭表录异》《穆天子传》《南方草木状》《北户录》《桂海虞衡志》，程瑶田的《释虫小记》，郝懿行的《燕子春秋》《蜂衙小记》《记海错》等。
鲁迅在日本学医时的解剖学笔记中所绘解剖图，显示出他良好的绘图功底和缜密的科学思维
鲁迅提出从中国古籍和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中为本土植物正名，摆脱以欧洲叙述为基本框架的现代性逻辑，抗拒日本与欧洲双重科学霸权。其“别立新宗”之意，给相比之下思考滞后的中国生物学界以深入持久的启发。
鲁迅忧患于当时中国之落后，最初认为科学可救国，学习地质、医学等专业， 翻译、撰写科学文章，后决定弃医从文，唤醒国民精神。
比如，鲁迅在编写《植物学讲义》例言中便已初定原则：“吾国植物，从古自有定名，若神农李时珍之本草，毛诗尔雅山海经诸书，彰彰可考，是编名称都用吾国国有名词，间亦有自名或译名者，必其为吾国不之产，否则为无从考究者也。”以鲜明的民族态度对中国植物命名做出了自信而肯定的说明。
（滑动下图查看“鲁迅生平”，头图为鲁迅藏唐代朱绘陶马）
2020年12月12日，由旅日华侨张荣先生捐赠的隋代天龙山石雕佛首回归中国。2021年春节，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咸同斯福——天龙山佛首回归特展及数字复原展”展出了这件佛首，同时展出的则是鲁迅90年前购藏的八张天龙山造像拓片。
↓鲁迅藏天龙山石窟第三窟东北隅壁供养人像拓片
“尾款人”鲁迅
在鲁迅成长为反传统最有力的新文学作家之后，仍对收藏乐此不疲，坚持不辍，两个收藏峰值分别出现在北京时期的1915-1916年和上海时期的1935-1936年。
鲁迅自1915年开始购买汉画像拓片，出手便入120种左右，10月4日这一天竟批量购入137枚；1916年更是达到最高峰，全年购买汉画像拓片1200种左右。这一年的5月至7月，3个月间鲁迅去了28次琉璃厂，几乎隔日就去一次，特别是7月的炎炎夏日，腹泻至便血亦未曾稍歇，乃至日记中以“当戒”字“棒喝”。1917年开始逐年明显半数递减，至1920年后，几乎是略有顾及，直到1935-1936年因搜集南阳汉画像而形成另一高峰。
北京琉璃厂因元代在此烧制琉璃而得名，清代以后成为文物古籍荟萃之地
同时期鲁迅还购买了《金石录》《金石萃编》《两汉金石记》《寰宇访碑录》《隶释》《隶续》附汪本《隶释刊误》等大量专门著录。为了搜集到高质量的画像拓本，除了漫游琉璃厂，鲁迅还从各种地方志和教育部上报的材料中寻 觅线索，开列清单，注明画像石出土地点，请人赴当地找拓工拓制。1929年回京探亲的短暂几天，还打算到北京大学将自己所缺的汉画像拍照留存资料。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存其收藏的汉画像拓本达七百余件。
鲁迅藏汉代孝堂山石祠东壁画像石拓片。鲁迅从民国初年就注意搜集、整理、研究汉魏六朝石刻造像、汉画像拓片，曾整理成《六朝造像目录》，数次计划出版，终未如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