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血案是晚清轰动朝堂的大案。由于案情复杂，牵扯官民无数，被后世与“杨乃武案”和“刺马案”并称为“同光三大案”。
引子
东乡血案的起因是百姓反抗苛捐杂税。
清朝自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后，农民只需缴纳地丁银一项税收。
由于百姓手里大多是铜钱，纳税前需兑换为白银。故此朝廷规定了兑换标准：一千文制钱兑换一两白银。
但在实际践行过程中，官吏们往往巧立名目，赠派各种苛捐杂税，并私自提高兑换标准，借此压榨百姓。
东南各省是清朝赋税的重要来源地，自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东南陷入战火，加之列强入侵，清朝中央财政近乎崩溃。
为弥补庞大的军费开支，清廷加重了西南地区的赋税，其中以四川省最为严重。
百姓们每年除缴纳地丁银外，还要加征“津贴”和“捐输”，官府还自行征收“杂费”。“杂费”的征收金额超过正税十倍以上，百姓们苦不堪言。
由于税收实在太重，普通人家几乎无法按时缴纳。绥宁府东乡县（今达州宣汉县）一些豪强大族便组成捐纳局，每年先向官府垫缴各乡赋税，然后再向乡民征收银两。
官府认可这种做法，全县税收由捐输局负责，并从全县四十八场镇中每场公举一人进局，称为局绅。
局绅们向百姓征收时不断增加各种杂税，提高铜钱与白银兑换标准，种种额外加征，被百姓统称为“浮收”。
局绅们要求百姓先完纳浮收，再缴津贴和捐输，然后才允许交正税地丁银。如有人不顺从，官府便治以抗粮之罪。
浮收无律可循，从不公示，没人知道捐纳局从中榨取了多少民脂民膏。
东乡围城
东乡县陈家坪有个监生叫李金良，他多次谋求局绅位置不成，便与十多名不得意的地主联名写状，告东乡局绅垫缴浮收，破坏朝廷税制。
他们凑钱让袁廷蛟带状去京城递状，欲把东乡局绅们铲除。
袁廷蛟居住在东乡县袁家坪，是受苛捐杂税压榨最深的普通农民。他于同治十一年八月来到京城，朝步军统领衙门递了状纸。
步军统领衙门把他押解回川，交四川总督处理。
总督吴棠大怒，将李金良杖打一百，枷号三十日；袁廷蛟杖打九十，枷号二十五日。
如此一来，二人与局绅的关系越发紧张，更多无法进入捐纳局的乡绅与李金良联络，支持袁廷蛟继续告状。
袁廷蛟于同治十二年向东乡知县长廉状告局绅王宗恩，冉正江，向若璠等十三人私加捐税。长廉指责他诬陷，很快驳回指控。
袁廷蛟又来到成都控告，四川总督吴棠令绥宁府和东乡县查复。
局绅张裕康本是绥宁府候补知府，在他的运作下，各级官僚们都不认真查办，一味拖延时日。
局绅们找到李金良，同意他进入捐纳局，负责陈家坪的赋税征收，李金良如愿成为局绅一员，便不再上告。
袁廷蛟却誓与捐纳局对抗到底，他再次向总督衙门呈控，要求官府清算粮账，制定正规的纳税章程。
在局绅势力干涉下，这次呈控仍以失败告终，但袁廷蛟为民请命的义举却赢得普通百姓的支持。
光绪元年三月，袁廷蛟率三十名百姓到捐纳局要求公布历年浮收账目，众局绅破口大骂，将百姓们赶走。
五月十九日，愤怒的袁廷蛟聚集七百多人，要进城清查浮收账目，知县长廉下令城门紧闭。
百姓们在护城河南岸的观音崖上竖起“粮清民安”的白布，并朝城内不断呐喊！
百姓门在城外坐守了三天，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长廉忙向绥定府告急，知府易荫芝得知情况后，忙派邻近东乡的太平知县祝士棻前去调解矛盾。
祝士棻来到后，袁廷蛟和众百姓诉说了多年来捐纳局的恶行，请求官府清查历年赋税，并降低苛捐杂税。
众局绅等祝士棻入城后，绝口不提降税的事，反请求他捉拿刁民。
祝士棻调解无效，易荫芝只得亲自来到东乡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