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百姓许诺：从明年开始减征捐税，并准袁廷蛟和东乡局绅一起到府衙清算历年粮账。
有了知府的承诺，袁廷蛟和百姓们纷纷散去。
围城事件平息后，易荫芝命袁廷蛟与众局绅前来清算账目。
局绅王宗恩欺骗袁廷蛟，说知府命他到各乡同该乡局绅核查完毕后才可到府，袁廷蛟受骗返回。
王宗恩又雇人假扮官差，四处扬言捉拿袁廷蛟等，大家更不敢前往绥宁府。
绥宁府则因其袁廷蛟不能按期前来，清账之事便不了了之。
波澜再起
光绪元年十月，长廉任满调离，改由庆符知县孙定扬署理东乡县。
孙定扬与局绅们商议后，将东乡银钱兑比提高到四千七百文铜钱换一两白银，并派差役朝各乡催收欠税。
此番举动，让百姓们再次愤慨起来，他们公推袁廷蛟为代表，要找各局绅清账。袍哥头目吴奉山和盐枭马洪仑也带各自的弟兄加入。
百姓们要免除杂税；吴奉山想趁乱抢劫；马洪仑则预谋攻入县城营救被捕的私盐贩子；三股势力汇集在一处，形势变得复杂起来。
十二月初十，官渡场团练团首李开邦，吴芳体命局绅梁天贵请袁廷蛟等人前来核算粮账。
袁廷蛟带着九个清账代表赶来，由于天色已晚，梁天贵安排他们在文昌宫歇宿。深夜，李开邦命人火烧文昌宫，袁廷蛟等人惊醒逃出。
李开邦和吴芳体鸣锣聚众前来捉拿，并污蔑袁廷蛟纵火。袁廷蛟侥幸逃走，其余九人则被砍成重伤。
挫败袁廷蛟等人后，吴芳体和李开邦对来场卖米的百姓每斗抽米一升，称为“团费”。乡民王英祥带头抗抽，并聚集数十人痛打吴方体等人，二人见群情激奋，只得忍下这口恶气。
光绪二年正月初三，袁廷蛟带上百人到官渡场报仇，李开邦等人早已躲进县城。吴奉山就带人砸毁了场上的盐店和花行，并劫掠众局绅的家。
百姓聚集在官渡场一带，扬言要捉拿害民的局绅。
局绅们纷纷躲进县城，并向孙定扬报告，说袁廷蛟勾结会党聚众抢劫。
孙定扬派张裕康带数百兵勇前去探查，百姓们见局绅带着官兵，纷纷跑到山梁上大声谩骂。张裕康跑回县城，谎称袁廷蛟聚众谋反，请知县派兵剿灭。
孙定扬要亲自领兵下乡探查，局绅张裕康，冉正杓阻拦道：“东路一带暴民众多，且窥伺县城已久。大人一去，袁廷蛟党羽定会攻打县城。”
孙定扬大惊失色，只得派把总许安国带兵去官渡场，许安国十分害怕，走到中途便率众返回。
张裕康与李开邦等人将城外局势渲染得异常严重，撺掇孙定扬进请兵剿匪。
孙定扬便向绥宁府报告：袁廷蛟聚众抢劫，恳请剿办。
易荫芝得知后，赶忙派绥定驻军千总杨开泰，世职蔡启祥带兵一百名赴东乡查办。
杨开泰等来到距官渡场四十里的双河口时，百姓们误以为是局绅王宗恩雇佣的假官差，于是手持农具将官兵围住。
杨开泰见百姓们群情激奋，便令官兵放下武器，并留下旗帜，马匹，全队空手撤回。
孙定扬见杨开泰逃走，又写一道呈文：袁廷蛟抗拒官兵，夺取军火劫掠四乡，聚众三四千围城，县城危在旦夕。
易荫芝见呈文如此危急，一边向邻近的川北镇请求援兵，一边将呈文发往成都，请总督发兵助剿。
局绅冉正杓，张裕康，团首李开邦，吴芳体联名向四川总督呈控：
袁廷蛟勾结吴奉山抢劫场市，焚掠乡村。吴奉山等率数千人鸣锣吹筒，将各局绅住宅内器物，银钱，粮米，账簿等扫搂一空。恳请发兵剿贼。
四川总督吴棠接报，令提督李有恒率虎威营两千人，总兵雷玉春率武中营一千五百人，游击谢思友率裕字营五百人，会同东乡附近的川北官兵五百人前去平乱。
吴棠在发布完命令后很快便因年老多病而卸任，朝廷令四川布政使文格暂护四川总督。而一场惊天血案已然拉开了序幕。
东乡血案
光绪二年二月初四，谢思友的军队最先抵达东乡。袁廷蛟率百姓来军营投状，诉说东乡局绅的恶行，恳求谢思友回奏总督，下令减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