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来讲，汉朝实施的是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的制度。这也是由当时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符合汉朝建国初期巩固政权的需要。
无论是秦始皇还是刘邦都是郡县制的坚定拥护者，两人其实是属于同一时期的人，都亲眼见识过分封制下的列国征战，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的混战自是不必多说。秦亡之后，项羽实施全面分封带来的土崩瓦解，刘邦更是历历在目，所以从内心上来说，刘邦绝对是支持实施郡县制的。
秦始皇
刘邦跟秦始皇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实施郡县制的方式和流程不同而已。在郡县制的实施策略方面，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刚统一六国之时，就已经在朝堂上进行过一次深入的讨论。
当时朝廷内部关于如何在全国实施郡县制有两种声音，一个是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试点派，主张逐步实施郡县制，因为当时刚刚统一，六国国民众人心未附，时常思念故国，如果在当地立即实施郡县制，不利于团结六国旧地民心。
再者诸如齐、燕、楚等国距离秦国关中地区遥远，实施郡县制管理上暂时也有很多不便，因此主张分批次实施郡县制，对于一些远的地区仍然实施分封制，先安定人心为主，在秦国周围的地区，诸如原先韩国、魏国的旧地则可以先行进行郡县制的试点，这个提议其实是非常符合当时形势的。
刘邦
而以李斯为代表的激进派则主张全国一盘棋，同时推进郡县制。这个建议是符合秦始皇的期望的，当时秦始皇刚刚完成统一大业，正是雄心勃勃，意气风发，极度自信之时，当然期望能够快速地推进郡县制的实施。
只是后来实施的情况并不如意，一方面是直接取消分封制，等于直接让原先的六国王族断了祭祀，国号被取消，六国百姓也顿时失去了精神支柱，搞得六国地区上下人心怨愤，比如张良当时是韩国贵族，对秦国本身就还没有认可感，被秦始皇这么操之过急地一弄，成了坚定的反秦者。
而另一方面则是缺乏全面实施郡县制的基本条件，郡县制的实施必须要有国家武力的保证，一个地方治理不是靠派几个官员过去，就可以完全搞定的，必须要有的国家武力作为后盾，换句话说就是国家层面的军事力量必须可以覆盖当地。
项羽
显然当时的秦国很多地区还是不具备这一条件的，虽说秦国用武力统一了六国，军队不可谓不强大。而实际情况是，当时人心都是表面服从，归降的六国地方部队都是不可靠的，真正可以打硬仗的还是秦国的本土军队。
秦军主力一旦离开，对于一些地方来说，是很难形成有效的军事威慑的，官员到了地方也很难有所作为。这也是秦末大乱时，为何关外六国的地方官员很多都只能束手就擒，毫无作为，六国地区几乎一夜之间沦陷的原因之一。
汉景帝
而刘邦则借鉴了秦始皇的教训，根据汉初的实际情况，采取了王绾的试点实施，对于一些距离遥远，武力又不能完全覆盖的地区还是实施分封制，诸如齐地、楚地、赵地等地区，对于关中附近的地区则基本实施郡县制，以充实中央地区的力量。
相对于秦始皇来说，刘邦这边的推行可谓稳健多了，开始时分封异姓诸侯以安人心，等到消灭异姓诸侯后，便规定只能是刘姓做诸侯，到了汉景帝时通过七王之乱开始收拾刘姓诸王，进一步扩大郡县制实施。
独尊儒术
到了汉武帝时期，那就做得更直接了。全国颁行推恩令，从根本上瓦解了诸侯势力，进而罢免百家独尊儒术，提倡忠君爱国，完善礼制建设，启用一大批思想可靠的官员到地方任职，使各地郡国形同虚设，自此彻底摆脱了分封隐患。
总的来说，汉朝实施的是郡县为主，分封为辅的郡国制度。既成功地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又有效地避免了分封制度的隐患，解决了春秋以来的历史难题，为中国能够成为长久的大一统国家作出了卓越的制度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