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的故事》（综合材料）张勤
大学毕业甫一入职，我立刻有了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这让同时分配来北京的几个同学歆羡不已。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市面上的物资供给依然紧张。粮、油、肉等主副食品以及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之类的家用产品一律凭票供应。除了副食、布票等普遍按人头定量供给外，紧俏商品的供应券仅按部门视货源情况适度调剂，因而能享受到优惠的人少而又少。如果刚上岗的青年人想在单位获取这等福利，无异于白日做梦、异想天开。而本人不期而至的十二分幸运，恰就属于从天而降的意外惊喜。
报到的当天，在单位几个前辈嘘寒问暖表达过欢迎之意后，处长带我走进她的办公室。室内装饰布置无非当时流行的藤黄色的桌椅和书柜之类，与科员没啥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墙脚停着一辆崭新的凤凰车。处长是位学生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大姐，她首先亲切地叮嘱刚到北京可以休息两天，熟悉一下环境，然后就简单向我交代了近期将要接手的工作任务。或许发现我对办公室停放辆自行车充满好奇，她马上笑着问我：小伙子，有车骑吗？没有的话，这辆自行车可以借你逛街。我赶忙歉意地表示婉谢。没想到老大姐愈益爽朗地笑起来，她说：小伙子千万别客气，我们家人多在海外，“文革”时成了一大罪状，现在反过来开始享受侨眷待遇，这辆自行车就是用侨汇券买给我儿子的。没想到那小子毕业后随女朋友去了广州，我家老头儿也用不着，有兴趣的话不妨转让给你。我虽大喜过望，求之不得，但转念一想这可是一笔大钱，正要开口辞谢，不料大姐却抢先一步表示：钱甭急，有了再说。就这样，未费吹灰之力，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我有了一辆名牌自行车。
现在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当年有辆凤凰牌的自行车，比目下开一辆豪华版轿车还要气派。那个年代，自行车属于贵重的家庭财产，名牌车尤为珍贵。当时没有身份证，新车上路要在单位开具证明，拿购车发票和证明信去派出所登记注册，然后再办轧钢印、上牌照等一应手续，程序比现在到交通队给私家汽车办手续一点不差，甚至显得更庄严。尽管当时满大街都是自行车，但新车很少，名牌的凤凰更是凤毛麟角，无论是骑在路上还是锁在停车场，都格外亮眼，随时都会引来关注的目光。
鉴于那时单身，业余空闲多，一辆名牌新车自然成为大伙儿争相借用的对象。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辆凤凰经常成为年轻的同事、同学相亲、郊游或者是临时办事的共享交通工具。它到底多少次、陪伴了多少对恋人，逛过景山、北海、香山、颐和园和潭柘寺等景区？可惜没有记录，有的话拿出来肯定是个惊人数字。当然，它也见证了本人从恋爱到结婚的全过程，就连自己的新娘都是用这辆凤凰车驮回家的。当年政府提倡结婚从俭，在单位办公室摆上些喜糖、香烟、水果和瓜子，自行车驮来新娘，单位领导主持一个简单仪式，说上几句吉祥话，同事们一起热闹一阵，就算是完成了全部的结婚流程。那时节，用自行车载新娘结婚十分常见，用名牌新车迎新已属隆重，但今天看来确实十分寒碜。所以，每每看到年轻人结婚披红挂彩的成排豪华汽车，妻子总免不了感叹几声。
改革开放初期，机关公车很少，城区公交网络不健全，出租车尚未出现，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每周六天的上下班、早晚接送孩子，日常购物、串门、办各种事情都离不开它。自己年轻力壮，更兼新车轻便易行，记忆中除了边远郊区之外，市区内无论参加什么活动、办啥事，无论路程有多远，一律都是单车前往。在我大半生从事文化工作的岁月里，这辆凤凰载我参加过无以计数的文艺演出、展览、研讨、年会、新作发布及佳作颁奖活动，当然也包括像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图兰朵》之类盛况空前的演唱会和演出，见证了新时期文化大量的高光时刻。这辆凤凰陪伴我度过了全部的青春岁月，人与车之间有了某种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感，即便是后来有条件可以向单位申请公车，依然乐意骑车外出，十分享受与“骑”俱来的自由自在的心理感受。
与凤凰车相关、最让我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80年代末。当时单位还在中南海办公，有一次我骑车去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研讨活动，会散得很晚，因为单位晚上有新电影放映，于是匆匆吃了两口工作餐就急忙往回赶。傍晚的中南海路灯初开，还没有完全放亮，我快速地沿甬道骑行，快到单位门口时，不料路边角门突然闪出几个人影，等我反应过来刹住自行车的瞬间，离撞到行人仅差一步。当是时，早有两个黑衣小伙迅速抓住了我的车把，厉声训斥：你想干嘛？！我抬头一看对面，顿时吓得心惊胆颤，站在我车前的是位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远远见过的中央领导。慌乱中，赶忙说“对不起”并解释，不想首长却哈哈大笑，打断我磕磕巴巴的语绪，以地道的方言温和地说：年轻人，不赖你！是我们出门太急，没注意看道儿。随即吩咐警卫：走吧，我们先走！没等警卫回应，首长已转身离去。等领导一行走出很远，我仍然立在原地，好半天没能回过神来。至于当晚看的什么电影，连一丁点印象也没留下。后来有好多天，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总担心警卫局会突然兴师问罪找上门来。结果什么也没发生。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这位大领导的随和与宽容，多么值得感激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