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布局产业链，实现增长“二次曲线”。据统计，上市公司设立CVC机构，78%的受访者首要目标是进行前瞻性产业布局，利用产业链扩张业务。其次，65%的受访者希望借助CVC取得新技术、新知识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此外，60%的受访者希望通过CVC实现多元化、寻找新市场及新增长点，获得企业发展“二次曲线”。
对于CVC的投资方向，91%的上市公司CVC选择围绕企业所处产业链进行投资；45%的上市公司CVC同时选择企业所处产业链相关行业进行投资布局。
二是独立设立CVC机构的需求。调研显示，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有过CVC投资经历。其中，已经设立了独立运营的CVC机构（以独立投资子公司、成立及参与创投基金为主要组织模式）的上市公司27家，占比25%。有明确成立独立CVC机构计划的上司公司23家，占比21%；有超过一半的上市公司虽无设立独立CVC计划，但希望进一步积累CVC相关经验，以扩大公司对外投资。
三是获得专业支持的需求。调研显示，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希望参与CVC投资交流平台，希望获得拓展项目合作渠道，实现项目资源共享。几乎所有受访者希望能够获得相关培训，尤其是对投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行业研究、资本市场运作以及对“投、募、管、退”等流程的梳理和指导。超过85%的上市公司希望当地政府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给予支持。近70%的上市公司希望政府积极发挥产业间协同、支持作用以及给予引导基金支持。
三、上市公司CVC的监管关注要点与建议
尽管上市公司CVC能较好匹配上市公司的现实需求，但在实际运作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与背后母公司的依存关系会增加CVC发展的不确定性；CVC运作的独立性会受到投资者质疑；相比专业性投资机构IVC，CVC在投资运作、交易设计等方面处于劣势。上述问题中，上市公司可预见的“关联交易”以及CVC相对于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又成为所有问题中最有可能影响这一模式进一步发展的核心问题。
（一）关于对上市公司CVC信息披露的建议
考虑到目前上市公司CVC大多刚刚成立，已成立运营的时间也不长，在具体项目上一般与上市公司合作对外，且面临的标的规模一般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使得CVC“关联交易”的问题不突出。但是，随着交易标的规模增加，以及上市公司与CVC之间交易的发生，未来这个问题不仅会直接挑战现行的监管理念，亦可能因为定价等问题，引发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投资是否物有所值，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方面的质疑，采取用脚投票，使并购基金成立的初衷受到影响，甚至难以实现。
在中国香港及海外市场，包括腾讯、英特尔等公司在内，不少设立了自己的CVC。针对上市公司这类投资安排的规范及监管，实际操作中，证券监管部门一般要求会计师、律师对其进行实质判断。特定情况下，上市公司因对参与股权投资基金实际控制，需参照控股子公司进行日常或重大事项披露。具体而言，符合以下任一情况往往可能被认定满足实际控制：
一是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直接作为基金管理机构的GP或基金的GP；
二是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只作为基金的 LP，但基金投资方向和投资决策完全由上市公司决定（通过人员安排实现）；
三是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只作为基金的 LP，但在合伙协议中享有特殊权限，例如对基金投资决策享有一票否决权。
上述情况下，不管上市公司在基金中的财务份额比例大小，一旦股权投资基金收购的标的金额或对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达到上市公司重大披露事项的有关要求（因并购基金一般为控股收购，所以将直接适用），上市公司则需进行及时披露，并在财务报表中参照实际控制企业进行核算和披露。
参照海外上市公司CVC的披露和交易标准，认定是否对一个合伙企业形成实际控制，单一的财务份额占比只是其中之一，更为实质的需要考察基金GP、实际管理人，特别是投资决策机制中的决策形成机制。这意味着，如果上市公司在投决会中占绝对优势比例，或者拥有一票否决权，都可以认定为实际控制，而需参照上市公司控股投资公司的情形，遵守日常的披露要求并在相互交易时认定为关联交易。
因此，从实质判断，上市公司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应对CVC对外投资进行披露，在重大事项披露、临时报告及定期（半年、年度）报告中，充分披露基金运营情况，并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方式，进行财务会计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