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礼堂、陈韬（分别系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西南茶马古道的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均穿过我国第一、二级地理阶梯的过渡地带，这里河流交错，群山纵横，峡谷盆地星罗棋布。复杂的地理环境及生物的多样性，滋养了西南茶马古道沿线的20多个民族，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能够领略汉族的温厚、藏族的壮美、彝族的刚健、羌族的古朴、白族的亮丽、佤族的奔放、纳西族的浪漫、哈尼族的热情……众多民族共同构成了一幅和谐美丽的画卷，呈现出一派祥和气象。历史上的西南茶马古道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为沿线各民族和谐共生、精诚团结、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西南茶马古道的千年往事，集中印证了我国西南地区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文明进程，堪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范。
共同开拓辽阔的西南疆域
西南地区是我国民族数量最多的区域，它能够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离不开西南茶马古道上各民族的齐心开拓。这种开拓，不同于古代帝国式的军事扩张和近代殖民主义的侵占掠夺，而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共促繁荣、共享成果的伟大进程。西南茶马古道不仅见证了各民族开发西南边疆的壮举，还以其独特的经济文化功能，为这一历史进程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西南茶马古道穿越陇西走廊、藏彝走廊、苗疆走廊三大民族走廊，以其网络状的发达道路系统，促进众多民族的经济文化往来。其中，青藏茶马古道途经的陇西走廊在现代地理区域划分中被归入西北地区，属于西北民族走廊的一部分，但从民族史的角度来看，陇西走廊与西南各族的关系更为深厚。作为东接黄土高原、西连青藏高原、北抵祁连山脉、南控四川盆地的“十字路口”，陇西走廊自古就是民族迁徙的要道和商业贸易的枢纽，这里曾活跃着牦牛羌、党项羌、白狼羌、白马羌（白马氐）、陇西鲜卑、吐谷浑等古代民族。唐代以前，这些古代民族在陇西走廊开辟商贸通道，并与中原王朝开展互市，为此后青藏茶马古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唐宋时期，以藏族为主体的吐蕃等政权相继控制陇西走廊地区，并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茶马贸易关系。这种茶马贸易关系深刻改变了陇西走廊的角色和定位，使它从汉、藏民族各自的地理边缘，转变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纽带。
除开发陇西走廊外，这些古代民族中的一部分还向西进入青藏高原，与当地居民融合，逐渐形成今天的藏族、土族、撒拉族、门巴族、珞巴族等民族；另一部分尤其是其中的氐羌民族在历史上多次沿藏彝走廊南下，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今天主要居住在四川、云南两省的彝、羌、哈尼、纳西、景颇、怒、独龙、傈僳、白、阿昌、基诺、普米等众多民族。这些民族在西南大地上迁徙交融、繁衍生息，不仅扩展了我国的西南边界，而且极大地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开发，留下了哈尼梯田、波日桥等生产生活遗迹，以及德格印经院雕版印刷术、白族扎染技艺、傣族慢轮制陶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西南茶马古道的另外两条线路川藏线和滇藏线，一方面向西穿过藏彝走廊，充当了汉、藏、彝、羌等民族之间的“文明使者”。早在唐代，川藏之间就有了零星的茶叶贸易；而吐蕃因为一度与南诏建立了结盟和朝贡关系，因此其上层贵族能够从南诏“得到茶及多种乐器”（《贤者喜宴》）。明清两朝，随着青藏线退居次要地位，川藏线、滇藏线先后成为西南茶马古道的主要线路，藏彝走廊在团结各民族、稳定西南边疆方面的意义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在明清时期，川藏线和滇藏线还向东延伸到了苗疆走廊一带。作为苗疆走廊核心地带的贵州同样是西南地区茶叶的重要产区，历史上贵州茶除销往内地省份外，也是销往西藏的“边茶”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王朝还曾在播州宣慰司（在今贵州遵义市）设置了茶仓，专门服务于茶马贸易。贵州茶经四川、云南汇入茶马古道，促进了苗疆走廊与藏彝走廊之间的民族互动，推动了西南地区的民族迁徙与融合，使川、黔、滇、藏等地日益连接为一个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