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文化是开拓进取的文化。受制于相对落后的交通技术条件，一般来说古代世界的道路或是局限于山谷、平原等容易行走的地区，或是借助河流、海洋的水上运输力量，而像西南茶马古道这样跨越无数崇山峻岭的贸易大通道则极为罕见。历朝历代，来自西南各民族的官兵、民夫、商旅，架桥修路，肩扛手提，历尽千辛万苦维持道路通畅；藏、门巴、珞巴等高原民族同胞更是不畏艰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将茶马古道延伸到了南亚地区。“马蹄踏下岁月印，马铃声声话沧桑”，“千驮货物运不尽，起早贪黑赶路忙，一天翻过九座山，上坡下坎走险滩，风霜当作棉被盖，扯把叶子做地毯，羊毛毡子掸露水，仰望夜空想家乡”，这些流传在滇西地区的《赶马调》，经过现代人的整理改编，唱出了古道的缥缈苍凉。正是受到这种开拓进取的文化滋养，西南茶马古道才得以傲立于“世界屋脊”之上，成为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
茶马文化是包容互鉴的文化。西南茶马古道上各民族经过长期交流交往，形成了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文化氛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清代陕西的汉族商人到川西打箭炉（今康定）一带从事茶马贸易，为与藏族同胞沟通，他们编写了《藏语会话》对译韵书。西南茶马古道上被称为“藏客”的纳西族商人群体也同样能够熟练掌握汉、藏、白等多种民族语言，他们在藏区经商时往往入乡随俗，主动穿上藏族服饰来拉近与藏族同胞之间的距离。除商贸文化外，西南茶马古道上的宗教文化也显示出极强的包容性。比如同为藏彝走廊上的原始宗教文化，羌族的“释比”文化与彝族的“毕摩”文化在社会职能、宗教法器、宗教仪式等方面都极为相似，作为羌族神职人员的“释比”还因为受汉族道教影响而被称为“端公”。此外，历史上汉族、蒙古族、普米族等民族都曾受到过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而纳西族普遍信奉的东巴教，则是藏族苯教与当地原始信仰融合的结果。
茶马文化是爱好和平的文化。唐代以前，各民族之间出于利益纷争尤其是为了争夺战马这一军事战略资源，也曾爆发过一些战争冲突；西南茶马古道的开通，使包括战马在内的各类物资可以通过贸易手段获取，彻底改变了马在西南各民族文化中的面貌，使其不再与战争、灾祸联系在一起，而是成为财富的象征。这种改变对西南地区和平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明代名臣杨一清就认为茶马贸易能够很好地稳定边疆、消弭战争，他在给皇帝的上书中直言茶马贸易“实贤于数万甲兵”。事实证明西南茶马古道的通畅也确实使“西陲宴然”，在明代两百多年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明史·朵甘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传》）。
共同培育伟大的爱国精神
茶马古道所建立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不仅是经济和文化联系，而且是情感联系、精神联系。千年来，各民族依靠古道贸易互通有无，因共享古道历史文化而互敬互爱，也共同培育了伟大的爱国精神。“时穷节乃见”，在近代中国陷入存亡危机之际，这种爱国精神便熠熠闪耀，集中体现在抵制印茶入藏和西南地区抗战等重大历史事件之中。
印茶入藏是近代英印殖民势力主导的一种经济侵略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向西藏倾销印度茶叶，从而切断茶马古道上原有的经贸联系，逐步渗透乃至控制西藏。英国殖民者自侵占印度后，一直觊觎我国的西藏地区，于1888年、1904年两次军事入侵西藏；19世纪80年代以后印度茶在全球市场占据上风以后，英印殖民势力对印茶入藏的野心便更加膨胀。他们一方面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亚东、噶大克等通商口岸；另一方面加紧仿制砖茶，并通过低价倾销、暗地走私等多种手段销往西藏。然而，他们低估了茶马古道上各民族之间的血脉联系，也低估了西南各族同胞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即便是在川康地区遭遇战争动荡、四川边茶运输中断的时期，西藏的茶叶消费缺口也是转由后起的滇茶来填补，印度茶仍被拒之门外。由于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和藏族同胞的坚决抵制，印度茶在整个晚清民国时期始终未能打开西藏市场，据统计，其在西藏的最高年销售量约为一万公斤左右，与我国茶叶动辄数百万公斤的销量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与此同时部分我国茶叶甚至还通过拉萨转卖到了印度大吉岭等地。到20世纪40年代末，印茶入藏企图宣告破产，这是西南各族同胞反抗帝国主义渗透的一次重要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