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书写悠久的古道历史
西南茶马古道延续了一千多年之久，从隋唐时期设立互市开始，宋榷茶马，元修驿路，明开碉门，清兴滇茶，各族人民共同书写了悠久而辉煌的古道历史。
早在南北朝时期，吐谷浑就已经与临近的益州地区有了民间商业往来；到了隋朝，中原与吐谷浑建立了短暂的互市关系；唐高祖武德八年，吐谷浑又一次“款承风戍，各请互市，并许之”（《册府元龟》）。承风戍在今青海贵德县，是后来的唐蕃古道（青藏茶马古道）途经之地，而吐谷浑以产马著称，其在青海湖一带培育的良马“号为龙种”（《北史·吐谷浑传》），自然是参与承风戍互市的重要商品。紧随吐谷浑之后，吐蕃在赤岭、陇州等地与唐朝开展了互市，史籍中也留下了茶叶、马匹流通于汉藏之间的记载。不过，当时唐王朝从外部获取战马的主要途径是与西北的回鹘开展丝马贸易，对吐蕃马的需求并不大，因此西南茶马古道上的互市也时断时续。
到了宋代，吐蕃唃厮啰部控制了青藏茶马古道，与宋王朝之间开展了规模庞大且长期稳定的茶马贸易。宋朝还在四川设立了“提举茶马司”，制定了茶马法，推动了茶马贸易的规范化，使之成为官方控制下的经济活动。建立元王朝的蒙古族本就是马背上的民族，没有通过茶叶贸易来获取战马资源的需求，但为了西南地区的和平稳定，他们依然接过了发展西南茶马古道的接力棒。元朝不仅修整完善了茶马道路系统，把它确立为官道，还在青藏、川藏两条线路上修建了40多处驿站，并对道路进行管理。终元一朝，西南茶马古道畅通无阻，汉、藏、蒙、回等各民族在茶马古道上自由往来。
在此之后，明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边疆和茶马古道的管理，一方面继承并强化了宋代的茶马律法和管理机构，另一方面在元代驿路系统的基础上开辟了碉门路茶道，使之成为当时茶马贸易的重要通道之一。明朝官方的一系列努力，加上各族人民和各地方政权的支持，使西南茶马古道空前繁荣起来，除了继续发展青藏线茶马贸易，在川藏线上还形成了黎州、雅州、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到了清代，西南茶马古道的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以茶贸马”和“以马运茶”两种模式并行的局面。一方面由于中央王朝的战马需求降低，官方茶马贸易逐渐萎缩，但为了满足藏、彝等民族日益旺盛的饮茶需求，清王朝持续扩大四川的“南路边茶”“西路边茶”贸易规模，并在北胜州（今云南永胜县）新设茶马互市。另一方面，北胜州（后移至丽江）互市促进了滇茶的崛起，清朝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又使以骡马为运力的云南民间马帮成为发展古道贸易的重要力量，西南茶马古道迎来了“以马运茶”的时代，增添了又一重深厚的历史内涵。
西南茶马古道的历史从唐初延续到晚清民国，始终未曾断绝，这离不开汉、藏、蒙、满、羌、彝、纳西等民族的共同努力。各族人民共同书写了古道的历史，也真诚地讴歌这条道路。“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黄庭坚《叔父给事挽词十首》），“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汤显祖《茶马》），“茶叶没有脚，经过马帮驮……两族两颗心，相会在一起”（纳西族民歌《相会在一起》），一首首诗词、民歌，既是各族人民的真情流露，也是西南茶马古道悠远的历史回音。
共同创造灿烂的茶马文化
西南茶马古道是经济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西南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的茶马文化，为古道注入了饮茶爱茶、开拓进取、包容互鉴、和平共处等文化内涵，塑造了它的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
茶马文化是饮茶爱茶的文化。西南茶马古道上各民族共同拥有源远流长的饮茶传统，早在西汉时期，蜀地文人王褒的文章《僮约》就提到了“烹茶尽具”“武阳买茶”，这是世界上关于茶叶的最早记载；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寺遗址出土的茶叶残体，将藏地饮茶历史前推到了东汉末年；唐人《蛮书》中也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蒙舍蛮是今天彝族、布朗族等民族的先民，他们用椒、姜、桂等香料与茶一起煮饮，这与汉、藏民族早期的饮茶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茶”这个名词首先是在汉语或彝语中产生的，之后在汉藏语系诸语种间传递，今天藏语中“茶”的发音仍与古汉语中茶的异体字“槚”极为相似。民族学调查研究也表明，藏彝走廊上的德昂、布朗、哈尼等民族都有种茶和饮茶的习惯。各族人民不仅惯于饮茶，也十分爱茶：汉族中涌现了“茶圣”陆羽、“茶仙”卢仝等爱茶甚至达到痴迷程度的文化名人；藏族同胞对茶的喜爱也到了“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续文献通考》）的地步；布朗族古籍《奔闷》记载了首领叭言冷率领族众开垦茶园的事迹，将提倡种茶视为先民的丰功伟绩；德昂族最重要的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表现出的茶神崇拜信仰和以茶为万物之源的思想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树一帜的。饮茶爱茶是西南茶马古道的文化根基，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茶在中国与葡萄在地中海沿岸起的作用相同，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