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讲，我们讲了中唐大诗人诗豪刘禹锡那跌宕起伏的人生。
刘禹锡一生坚硬如金刚石，他就是一个老刺头，就是生命力顽强的打不死的小强。他秉承不服软、不服输、不服就干的精神，与朝廷高官斗，与惨淡的人生斗，最终熬死了对手，成就了自己。刘禹锡在诗词二界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在词的发展史上，刘禹锡学习巴蜀地区的民歌，他和好友白居易一起，积极使用词这一崭新的文学样式，开创了文人自觉以曲调填词的先河。
刘禹锡的一生凄凉，有二十三年都在蛮荒之地的贬谪生涯中度过。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用世俗的观点来看，刘禹锡这也够倒霉的，但如果将他的人生拉长到历史长河来看的话，刘禹锡绝对是人生的赢家。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文人词创作最多的作家。他的作词大多具有民歌风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带着泥土的芬芳。但论词的艺术成熟度与感染力，却比不上中唐大诗人白居易。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唐时期文人词创作的数量上，刘禹锡是第一，在词的开创性、艺术性上，白居易是第一。
总而言之，刘禹锡与白居易在生活中是一对好兄弟；在文人词的创作者中，他们也是并驾齐驱的开路先锋。
我们继续顺着孟子“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传统，先了解一下诗魔白居易的一生。
我们经常说人如其名，名字之中，可能真的包含了这个人的生命和性格密码。白居易，你听这名字，就有一种悠闲富贵的味道，事实上还确实如此。在唐朝诗人之中，官做的大、诗写得多，而日子过得行云流水悠游富贵的，那就是白居易了。
白居易的一生基本上算是顺风顺水，而且白居易这个人也很会顺水推舟，与世事沉浮，因此，白居易也算得上唐朝诗人中国最会混官场、混日子的诗人。白居易除了被贬江州司马的时候悲伤了一阵子，其他时间基本上过得挺快活。不过，被贬江州司马的那一段日子，确实是白居易生命不可承受之痛。白居易当时的心情很低落，幸好他遇到了那个“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歌女。白居易告诉那位姑娘，“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自叹为天涯沦落之人；又说“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暗示自己的孤独失落甚至是绝望的心情。但那也就是白居易暂时的失落而已。若白居易果真像韩愈柳宗元那样，愁闷无解悲悲切切；像刘禹锡那样不服就干，那他就不是白居易了。
白居易是一个很会调节自我的人，他把中国文人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生活路径，运用得炉火纯青得心应手。自孔子时代开始，中国文人就有在穷与达之间自由切换的模式，居庙堂之高，那就报君恩、为国为民为天下；处江湖之远时，那就抚琴赏花“采菊东篱下”，买地买房造别墅，悠游其中自得其乐。而白居易模范地践行了中国文人这一生存法则。
白居易在做江州司马时，特别羡慕陶渊明的生活，就在庐山脚下买了一块地营造别墅，他准备在庐山脚下的别墅中安享晚年了，其实这个时候他才四十多岁。白居易说，“待予异日弟妹婚嫁毕，司马岁秩满，出处行止，得以自遂。则必左手牵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大概意思是说，等我把弟弟妹妹的婚事办了，我就左手牵着老婆孩子，右手抱着古琴和古书，在这里颐养天年了。
其实，白居易的志向倒不是真的去做个隐士，他一开始是想学杜甫那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君为国为民做出一番事业的，但是生活总未能如愿，他所遗憾的是，“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仕途一旦不如意，白居易就迅速转换频道，谋求隐居闲逸的生活。但白居易的隐居和陶渊明的隐居大不一样，陶渊明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白居易的隐居，那是懒人模式。人家陶渊明是起个大早披着月光扛着锄头去南山种地，白居易是睡到日上三竿日影西斜，然后起来看着仆人们种地。他有陶渊明隐居的情趣，却没有陶渊明种地的劳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