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去世后，陈寅恪曾短暂“接任中文讲座教授”（take over the vacant chair）这一史实，卞僧慧（2010：205）在援引他人对陈寅恪的相关回忆时注意到了：
至八月四日，以系主任许地山教授不幸逝世，大学当局乃请陈师继为主任。（慧按：为主任教授，行政管理由他人负责）
卞僧慧按语中提到的“主任教授”④实则为“讲座教授”。一般来说，“讲座教授”兼任系主任。陈寅恪在港大担任讲座教授（中文系主任）期间，行政事务确实另有他人分担，陈君葆1941年8月14日的日记中就有相关记述：
傅士德教授邀往谈话，他问我关于中文教授继任人的意见，我说，就中国历史说自然以陈寅恪为最理想而且合适，至于行政方面仍以季明先生补缺为宜，他说很对，便决定如此向当局提出。（陈君葆，2004：21-22）
可见，陈寅恪在港大受聘的职衔先后为“客座教授”和“讲座教授”两种，二者的学术身份截然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2.2 陈寅恪受聘牛津大学的学衔
英国的牛津大学于1876年建立了汉学讲座（Professor of Chinese），首任教授是曾于1839年来华传教、后来担任英华书院院长的理雅各（James Legge）。
陈寅恪于1939年应牛津大学邀请，担任第四任Prof. of Chinese，即“汉学讲座教授”。据陈寅恪1967年12月第七次交代底稿：“彼时接到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聘，欲将启程，因第二次欧战爆发，不能去”（蒋天枢，1997：119）。处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陈寅恪抑或想将这一殊荣做低调处理，抑或遵循前例，用了“汉学教授”这一译法，而后人有义务将历史还原，还“Prof. of Chinese”“汉学讲座教授”的真面目。
令人遗憾的是，国内绝大部分文献如吴学昭（2014：212）、陈流求（2010：151）、蒋天枢（1997：118）、沈迦（2013：438-441）⑤、岳南（2008：152-153）、程美宝（2000）等均沿袭了“汉学教授”这一译名。
其实，蒋天枢（1997：118）借他人之口，提到了“牛津特别讲座”：
著名女史学家陈衡哲评之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
蒋天枢在正文中并未采用这一头衔，仍然使用“汉学教授”，陈寅恪与“讲座教授”这一译法就此擦肩而过。此外，一些报导将陈寅恪的职衔简单称之为“正教授”，也不确切。例如，1949年1月20日，陈寅恪到达岭南大学的第二天，《岭大校报》就登出了“本校聘请到名教授陈寅恪”的消息，报导称：
……1942年由牛津大学聘为正教授，此为我国罕有之荣誉。（陆键东，1997：19）
于1960-1971年担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的霍克思，相关研究对他的这一职衔同样认识不清，称其为“终身教授”、“教授”和“汉学教授”：
当年霍克斯为了翻译《红楼梦》辞去了牛津大学的终身教授职务。（鄢秀，2003：58）
其间为了专心翻译，盛名之下的霍克斯更是辞去了具有极高荣誉的牛津大学教授一职。（李菁，王烟朦，2015：54）
1959年36岁，（陈寅恪）接替德效骞担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Prof. of Chinese） 至1971年止。(王丽耘，2011：81)
Prof.（of Chinese）译为“教授”、“汉学教授”，其不当之处上文已有详细分析。鄢秀文中提到的“终身教授”同样失之于笼统模糊。美国的职称评定体系“非升即走”，年轻博士在大学任教满六年，即可申请终身教职，获得副教授职称者就可称为“终身教授”，这与英制Professor讲座教授的学术地位并不对等。
把英国职衔体系中Professor的译名确定为“讲座教授”，还在于这一系统中紧随其后的Reader才和我们惯常使用的“教授”铢两悉称，职位对等。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座教授”这一译名的提出也是出于术语系统性的考虑。
3. Reader的译名
和陈寅恪的学术生涯有过交集、对陈寅恪担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起到过推动作用的两位学界人物Ernest Richard Hughes（休斯，中文名修中诚）和Joseph Needham（李约瑟），两人均为“Reader”。这一学术职衔形形色色的翻译，同样让人困惑。
3.1 修中诚、李约瑟的学衔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