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陈流求（2010：171，181）的记载，修中诚曾先后到广西和成都与陈寅恪商讨赴牛津事宜，国内的研究者将他的职衔“Reader”，翻译成“教授”、“副教授”、“高级讲师”和“讲师”四种。
1.教授
潘光旦在“‘四海穷愁龙战秋’三首”的题记中写道：
老友牛津大学修中诚教授因中英文化交谊事来聘，中秋节下乡小住三日，畅论儒家思想，临别赋赠三绝，谨以其译名为韵。（潘光旦，2000：20）
2.副教授
1937年6月，他（指钱钟书）将论文送呈两位考官，一位是Leonard Rice-Oxley，基布尔学院的英语语言与文学导师（Tutor），另一位是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林肯学院的中国宗教与哲学副教授（Reader）。（王广禄，吴楠，2014）
1939年春，……陈寅恪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对方已安排该校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充任其副手。（岳南，2008：152-153）
3. 高级讲师
住在“半山小筑”时，曾有一位英国人修中诚先生，牛津大学的中国宗教和哲学高级讲师，应邀来家做客，并进午餐。（陈流求，2010：171）
英国牛津大学汉学专业高级讲师（reader）休斯先生到联大来进修时，要求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梅贻琦校长……请邵循正先生做休斯的导师。（李赋宁，2005：64）
4. 讲师
1939年，在汉学讲座教授空悬的情况下，由时任中国哲学和宗教讲师的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主持，进行了牛津大学汉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创立了汉学科（Chinese Honour School），确定本科四年制的课程内容和考试方法，设置正式学位。（杨国桢，1995：5）
1945年10月，霍克思回到牛津，利用原奖学金转入东方学系汉学科（an Honours School of Chinese） 学习。在前伦敦会士修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讲师指导下专攻中文，成为牛津汉学科招收的第二位学生。（王丽耘，2011：74）
也有以模糊的“教师”代替其职衔：
5. 教师
他（指向达，本文作者注）因牛津生活昂贵，寄居休斯（Ernest Richard Hughes）牧师家。休斯中文名字叫修中诚，原是英国伦敦会教士，1911年到中国，在福建汀州传教18年，后在上海中华基督青年会任职，两年前回到英国，任母校牛津大学中国宗教和哲学教师。（吴学昭，2008：118）
修中诚学术头衔译名的混乱令人咋舌，和陈寅恪牛津聘职有间接关系的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同样遭此厄运。1943年，李约瑟和牛津大学讲座教授陶育礼到中国考察科学和学术现状，并受聘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作为回礼，陶育礼也联合汤因比和库克提名陈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陈怀宇，2013：65）。同样拥有Reader职衔的李约瑟，其职衔翻译有“教授”和“高级讲师”两种：
1. 教授
1944年（应为1943年，笔者注），英国科学史家、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考察战时的中国大学，说了许多好话，如称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陈平原，2015：68-69）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李约瑟（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和陶德斯（Dodds，牛津大学古希腊学家）两位教授就作为英国文化交流学者来到中国；从此，他就迷恋上了中国的科学和文明，以之作为此后自己终身的事业。（何兆武，2007：202-203）
竺可桢的日记中提到李约瑟时，也多次称其为“教授”。1942年10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Prof. Eric Robertson Dodds陶育礼(Greek) of Oxford and Prof. Joseph Needham李约瑟(Chemistry) come to China shortly. （竺可桢，2006：409）
如果说竺可桢当时可能还不知道李约瑟的职衔为“Reader”而误用“Prof.”，那么在11月份及之后的日记中，竺可桢对李约瑟的学术称谓做到了正本清源，冠之以Reader头衔：阅报知英国牛津大学Prof. E. R. Dodds陶育礼为牛津Regius钦定希腊文教授，继Gilbert Murray默里之后，系Irish爱尔兰人，目的在调查中国之教育，年49，剑桥大学生物化学Reader Joseph Needham李约瑟，年42，为惟一英国科学家能以中文讨论中国哲学（者），来华拟教科学史。（竺可桢，2006：431-432）
中文则用“教授”称之。如翌日的日记中，有“寄杭立武函，为E. R. Dodds、J. Needham二教授事”（竺可桢，2006：432）之记述；1943年12月17日，则有“美国Eaton教授。英国李约瑟教授”（竺可桢，2006：689）之日记正文前的关键词梗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