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景区商标
商标是用以区别商品及服务的标记。地名商标成为研究热点，学术界就地名能否作为商标展开激烈争论。景区（点）地名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文化沉淀和品牌认知度，与普通商标相比，以前者命名的商标往往更具文化内涵与商业价值，升值空间更大，推广成本更低。
全国景区发展过程中普遍出现“重品牌营销而轻品牌保护”的问题，目前仅有1/10的景区（点）注册了商标，商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给了一些非旅游经济主体可乘之机。全国已有3/5以上的知名景区（点）的名称被抢注为非旅游用途的商标。在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诸如“少林寺”、“瘦西湖”、“武当山”、“长城”、“三峡”、“神农架”等大量风景名胜的名称已被异地的、非旅游经济主体所抢注。例如，省外申请人以贵州景区名称申请注册商标的数量占该省同类商标总数52.4%。
这股抢注浪潮的根源在于这类地名积累的符号资本：一方面，企业或个人假借景区良好的声誉可大大降低产品的宣传费用；另一方面，某些投机分子为了高价转让而进行注册，既严重损害了景区的品牌形象，造成前者非但没享有应有的商标财产权利，反而背负侵权的恶名，给景区和当地政府带来经济和声誉损失，也不利于整个旅游业的良性竞争和健康发展。从地名的公权属性看，景区（点）地名的知名度是其所在地多年自然和人文积淀的产物，属于公共资源，应为社会公众正当使用，不应通过注册为商标的方式被垄断甚至阻止他人正当使用，也不宜由具有政府机构性质的景区管委会注册。
（七）社会响应
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地名战争”常作为一种符号策略被弱势社群用以抗争强权阶层，国内交战主力则是掌握了社会资源配置权的各级政府机构，普通民众的地名话语权很有限。因此，普通民众对于政府变更地名的响应普遍相对消极。李鹏与封丹阐述了从化温泉的地名变更过程，解读其地方意义的再生产过程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发现：从化温泉这一地名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积累“符号资本”，成为不同尺度行动者积极争取的对象。处于上层尺度的行动者通过政治事件与营销不断累积该地名的政治符号意义；处于下层的地方政府通过地名转移使用赋予其新的地方意义。在争夺中，地方与地名的历史联系被边缘化甚至消除，或是当地居民不在乎地名权，或虽然意识到地名变更的文化意义，但在与之纠缠的经济利益的利诱下断然不顾。刘博与朱竑对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的文化政治过程进行网络文本解读，发现国内民众一般采取非直接对抗的方式参与其中，尽管通过网络舆论等途径争取到一定话语权，但权力机构最终掌控命名权。例如，3号线上的“赤岗塔”被更名为“广州塔”，被民众认为是地方政府向地铁公司施压，以此刺激观光旅游的发展，彰显政府政绩的表现。
三、启示与展望
（一）批判范式
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批判理论的引入与新文化地理学的兴起，西方人文地理学者开始了批判地名学的研究，极大地深化了地名学的理论研究。目前国内的地名研究仍在传统范式指导下，具有语言、历史与地理等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对地名进行收集整理、解读词源，阐述时空变迁与人地关系等，缺乏对地方命名与更名过程的文化政治审视，使地名研究一直处于地理学的边缘地位。但传统范式既跟不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地名的剧烈变迁，也无法阐释变迁的深层结构性动因，因而难以指导地名效应的发挥与权利的协调。国外批判地名学的实质是探讨资本、权力与认同框架下，不同社会阶层就地名的符号资本开展的博弈。批判地名学认为：地名不是消极表达空间意义的符号，地方的命名在生产“地方”的过程中植入了文化意涵和权力关系；地名以积极的社会能动性参与到地方创造的实践中；地名作为一种文化景观，既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产物，也是获得话语权力的工具；地方命名过程反映权力如何控制领域，以及如何维持这种控制力等。研究手段上，批判范式突破“经院式”的考证手法，提倡小尺度的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政府与外来资本介入下，地名变迁对于居民的社会记忆、地方认同的作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