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客源，命名策略不同。观光游览类地名的命名讲究通俗易懂，指谓明确，内涵健康，以满足大众市场的主流审美。度假区的命名应体现出雅致的文化内涵，以符合高端市场的文化品位，例如在庐山景区中，“白鹿洞书院”、“五老峰”、“东林寺”等景点的名称就很好地配合庐山的意境，营造出幽静、清新的度假胜地的氛围。科普教育类的命名宜采用相关学科术语，使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启迪性等。
旅游目的地中地名来历常与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民风民俗等地方元素密切相关，对旅游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一般都能成为导游词的重要构件。导游词的解说随着导游与游客的空间位移而有序铺展开来，地名作为线索在这期间不断呈现，使游客对目的地的地理方位、空间格局、历史文化有所了解，进而促进目的地意象的形成。实践中，陈世斌的研究发现：导游人员对旅游地名来历讲解出现庸俗化与雷同化等的问题，除了前者自身素养原因外，当前大众旅游者的文化品位整体上也有待提高。这些问题对旅游地的文化建设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例如，国内溶洞景区的导游词多从神仙鬼怪传说出发，即使在具有一定差异的景点上，也总能听到内容相同或相仿的故事情节，这种低品位的开发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近年来溶洞景区游客的流失。
（四）城市更名
自1980年以来，以风景名胜区重新命名旅游城市的做法成为中国行政区划史上首创，更名热潮持续至今，涉及各级政区，引发社会热议。总体来说，这类更名有其进步意义，表明城市管理者对于品牌意识的觉醒与提升，并开始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推动作用，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品牌规律从企业经营领域向区域经济转移扩散的必然结果，也是企业化城市的典型特征之一。但3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更名效应不一，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尤其是部分城市盲目跟风改名以求旅游轰动效应，却因前期论证不足，未征求民意等，更名不但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造成社会成本的极大浪费；更名原因多样，有因为建制变革，有根据地方旅游基础、现状和发展定位等，也有通过国家行政权力、带有很强的主观意志变更政区地名。朱昌春分析了以风景名胜命名的各类政区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了其中合理与不合理的原因；黄华和王洁探讨了行政区划调整与更名对旅游业发展的正负面影响及其应对策略。例如，以某一遗产地名称更名政区会对区域内其他遗产产生遮蔽效应，对遗产的原真性构成威胁等。因此，学者建议旅游城市更名应强调其定位功能，方便游客出行；应有利于旅游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要兼顾历史与现实、要加强市场调查与更名正负效应评估；变更前应充分论证并听取旅游社区居民的意见等。
（五）地名争夺
区际地名的争夺。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旅游大发展的刺激下，各地纷纷搭乘“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顺风车，深度挖掘地方的历史文化资源，以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由于地名的唯一性，地名作为旅游资源具有一定的稀缺性，时常导致空间或文化上相近地区的地名争夺。例如忻州、临洮、康乐和米脂争夺貂蝉故里，最后以临洮成功注册“貂蝉故里”商标而暂告段落；电视剧《琅琊榜》的热播掀起了滁州、南京、临沂等地争抢“琅琊”地名，其中，滁州将琅琊山上的“会峰阁”改名“琅琊阁”。国家意识形态与经济优先发展的语境下，区际地名争夺的实质是掌握资源配置权的各级政府对文化资源的市场利益与话语权的积极争夺。刘思敏认为利用名人、名物、名事进行宣传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也是一种很有用的营销手段，各地积极性都比较大，需要保持一定的争议，以吸引外界注意力，谋求共赢。例如，新晃与赫章、水城等地为争夺“夜郎”地名进行了激烈竞争，使这些原本寂寂无闻的西南小县城为外界所知晓。若完全禁止，或正本清源，反而不利于区域旅游资源的充分开发。咸宁与黄冈的“赤壁”之争，二者素有“武赤壁”和“文赤壁”之别，最后以咸宁市下辖的蒲圻县更名为赤壁市而告终，导致湖北“三国文化主题旅游”发展中遗漏了对黄冈市丰富的“文赤壁”旅游资源的开发。
利益相关者的争夺。现代化建设潮流中，国家以现代性的名义理性地重构空间，地名景观的变迁不仅体现出国家治理技术在空间上的重新安排，也隐含着社会转型背景下国家意识形态与经济优先发展的绝对话语权，有可能导致差异化的社会文化结构被理性的空间过程所统一而丧失多样性，正如，列斐伏尔所言，城市化就是对现代性以空间化与对日常生活的战略性“规划”，但地方也不完全屈服于空间规律与科学法则之下，当一个地名与地方逐渐结合并被广泛认同后，进入社会记忆层面而产生“恋地情结”。倘若行政或资本力量出于经济利益等想要变更地名，可能遭到当地民众的抵抗，尤其当某些地名的符号资本已生成，更名就可能激发利益相关者的公开抵制。刘博与朱竑指出，广州地铁3号线中靠近“长隆欢乐世界”的“汉溪站”更名为“长隆站”，以提升景区的知名度，增加商业利益，但在民众的施压下，地铁公司和地名办最终定名为“汉溪长隆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