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侯灿一行在古城及其城郊的房屋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桃核。桃子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桃核的发现，表明古楼兰地区的自然条件很适宜桃树的生长。“这一项发现，也具有空前的意义。”与侯灿一同进入楼兰考古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守春说，在以往到过楼兰的西方人的专著中，同样没有记录这些内容。
在孤台墓地，侯灿一行发掘了一座幸存下来的墓葬，出土了令人瞩目的彩绘漆器、五铢铜钱和许多珍贵的丝毛棉织品。“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明光”“永昌”等铭文锦，鲜明地呈现出两汉时期的典型特点。出土的丝毛织品，都是研究当时织造工艺的难得标本，也显示了楼兰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
侯灿一行在古城遗址区试掘时还发现，出土的大量文物主要应属于魏晋时期。他根据众多的陶器、木器、漆器、铁器、铜币、玻璃、丝毛棉麻织品、海贝、海蚌以及各色饰珠、金银戒指等物判断，楼兰确是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继城市。“对于我们判定这些文物和古城城制最可靠的根据，是城中出土的大量汉文木简纸文书，特别是那些记有绝对年代的文书。”据侯灿统计，那一次他们共发掘65枚简纸文书，其中木简文书63枚，纸文书2枚，有纪年的文书4枚，从泰始二年（266年）到泰始五年（269年）。侯灿根据考释得出结论，西晋司马炎执政时期对楼兰进行过积极的建设，楼兰古城的最后形制应该是完成于那个时期。
心伤楼兰
1980年4月从楼兰返回之后，侯灿一行就绘图的绘图，整理数据的整理数据，找专家鉴定的找专家鉴定，马不停蹄，分工协作。
20多天的考古调查和发掘，2000多天的整理和研究。终于，1987年，“守得云开见月明”，侯灿先生一行的考古报告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他将《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原稿小心翼翼地寄往北京的出版社。
不多久，侯灿先生所在的新疆考古研究所收到了出版社的来信。他相信，“静待花开终有时”。1987年11月9日的那封加盖出版社编辑部公章的挂号信，令侯灿先生大喜过望。“报告纠正了前人的一些失误，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资料和论证，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楼兰的历史。”专业出版社给予这份报告以充分的肯定，并强调“已列入明年的发稿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教授在新疆工作时，不止一次地亲耳聆听过侯灿先生申明楼兰考古的重要性。“新疆考古对于中国十分重要，而楼兰是国际瞩目的焦点。斯文·赫定、斯坦因一言九鼎的时代过去了，楼兰考古研究，该听听中国的声音了。作为楼兰的第一部考古报告的撰写者，侯灿先生满怀自信。”孟宪实为侯灿先生高兴，也为中国高兴。
又是不多久，侯灿先生再次收到出版社的来信。寥寥几个字，给侯灿先生泼去一盆冷水。1988年3月28日的那封依旧加盖出版社公章的信，退稿的意思明确无误：“据了解，文物月刊将在今年七期发布楼兰调查发掘的一组简报，简报包括了现有这本《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主要内容。我社目前纸张紧缺，出版方面有很多困难，鉴于上述情况，原拟出版的楼兰报告专刊实无法承担。因此只有将报告原稿璧还（另函），请查收并恳祈多多见谅。”
孟宪实透露，考古工作先发表简报，再发表报告，这是考古行业的惯例。“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只有考古简报发表，考古报告却一拖几十年都没有动静。侯灿先生的工作如此迅速，简报和报告几乎同时完成，完全可以看作是考古学界的奇迹了。”
当年7月29日，《文物》月刊第七期，侯灿先生的三篇简报文章《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和《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排在刊物第一组，十分醒目。
钟情楼兰
楼兰之于侯灿先生，是魂牵梦萦，是朝思暮想。1979年和1980年两次进楼兰，对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他来说，可谓跳出了“纸上谈兵”，犹如士兵亲临了战场。
那两次，侯灿作为楼兰考古队西队队长，负责楼兰古城遗址及其周边古墓群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从楼兰返回，他把余生大部分精力用于在楼兰三间房及周边发现的木简纸文书及楼兰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上。
1981年至1986年，侯灿结合自己的楼兰考古经历和1900年以来斯文·赫定、斯坦因、黄文弼等人的考察与研究，相继发表了《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楼兰出土糜子、大麦及珍贵的小麦花》《荒漠中的古城——楼兰考古纪实》等专题研究论文和有关考古过程的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