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份资料都是指向55弄6号3楼的王秀娟，说她的身体特征不像女子。
余存熹向科长钱明汇报了这一情况，这个特别的女人也引起钱明的重视，他让余存熹严格保密，弄清楚这名女子的真实身份。
余存熹和搭档杨文元匆匆吃过晚饭，回到淮海路派出所，翻出王秀娟的户籍信息。
他首先沿着户口迁来地基督教青年女子部宿舍追查，档案上记载王秀娟是在1951年搬来的，在此之前，住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宿舍。
两人一大早又赶到上海交通大学保卫处，查阅登记资料。原来王秀娟是通过交通大学担任助教的陈老师介绍来此居住的。
她在这里居住了大概一个月，当学生开学后，王秀娟才搬到基督教女子宿舍，至于在此之前的居住地，登记簿上没有任何记载。
经过调查，陈老师是位男性老师，比她大十几岁，两人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介绍她住在这里，一切都未可知。
为了不打草惊蛇，侦查员没有选择找陈老师了解情况，只是将他列为重点对象。
两位侦查员马不停蹄来到基督教女子宿舍了解情况，经过一番调查，原来王秀娟从上海交通大学搬来后，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时间，后来和同宿舍的陈筠白一起搬到雁荡路55弄居住。
陈筠白的情况，两人也弄清楚了：她在解放前和一个大她十几岁的商人结婚生子，离婚后，她为了养家糊口，堕落到沦为私娼。
解放后，国家查封了妓院，对所有私娼都进行严格的管制，陈筠白无处营生，只能住进价格低廉的基督教女子宿舍。
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后，侦查人员没有发现王秀娟和其他人有什么接触，也没有和交通大学的陈老师有过来往。
她和陈筠白的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在家里加工绣制的书签维持，一般是陈筠白拿半成品带回家，在家里两人穿上丝线，最后由陈筠白送回去，赚一点差价。
傍晚时分，王秀娟经常拿剩下的书签到热闹的南昌路口摆摊，赚取外快。
侦查员跟踪了很多次，都没有发现她与人有交流，只是中间有一次将一封信投入到邮筒里。
这封信是投给香港的一家报社，这家报社有着很严重的反对共产党，倾向台湾当局的意图。
信上写的内容都是反映上海经济萧条，百姓生活贫困，商品供应紧张，老百姓需要凭票购买日常物资等情况。
余存熹和杨文元分析后觉得王秀娟应该是个男儿身，和陈筠白在基督教女子宿舍相识后，发展成为情侣关系。
为了不被人发现他的秘密，这才在外面租房过起两人同居的生活。
除了这些外，他们什么发现都没有。线索再一次中断，两人只能将这个案件先搁置，忙碌其他的案子。
神秘来信
1955年夏，上海市人民政府收到一封来自成都转来的资料，案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