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是成都人民银行一个职员向组织举报的，说自己哥哥万国雄在解放前是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在读书期间参加了国民党组织。
南京解放后，他就和家里人失去了联系，家里人一直以为蒋介石离开大陆的时候将他一起带走，可是没想到在1953年初，竟然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从上海寄来的，叮嘱家人不用担心他，他在上海过得很好。可是原来哥哥叫万国雄，信的署名却是王秀娟。
家里人都想不通，为什么哥哥要改变姓名，还换成一个女人的名字，就连通讯地址都未留下。
万国雄的妹妹是共青团员，心里是向着共产党的，对哥哥在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很不理解。
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后，她觉得哥哥留在上海却不告知通讯地址，还改成女人名字，很奇怪。
联想到哥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经历，她觉得哥哥可能在酝酿一些不为人知的计划，所以向组织反映这件事情。
余存熹正发愁找不到线索证明神秘旗袍女子的事情，没想到这封信来得如此及时。
他接到来信后，立刻向钱科长做了汇报。
钱科长命令他和杨文元两人即刻赶往南京追踪万国雄的身份和踪迹。
杳无音讯
在南京市公安局警察的陪同下，杨文元和余存熹两人来到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保卫处，调阅了万国雄在解放前的档案。
万国雄档案上的照片是一个戴着帽子的男子标准像，与他们跟踪的神秘旗袍少女完全是两人。
不过他们凭借第六感判断这两人就是一个人。
万国雄是1946年考上中央大学哲学系的，但是大三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大学，到底何去何从，档案上没有记载。
从南京他们带回了万国雄的照片和字迹，通过对比笔迹属于一个人，也就是说万国雄和王秀娟是一人。
杨文元听说有人在柳州看到过万国雄后，立刻赶往柳州，在那里他查到万国雄的一些事情。
离开学校后，他追随蒋经国的青年军来到柳州当一名随军记者，在这里发表不少文章。
不过在柳州解放后，他就辞掉这份工作，到了柳州的一个山寨居住。
杨文元来到他居住的壮族大妈家里，了解情况。
当被问及是否认识一个叫万国雄的人时，大妈摇头否认。
杨文元又问她认不认识王秀娟，大妈不住点头，说王秀娟曾经在这里住了大半年。
她还认自己为干妈，每天早晨坚持练嗓子，还特别喜欢对着镜子梳妆打扮。
有一次壮族大妈看到她在腿上涂抹药水，说是自己身上过敏，治疗过敏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