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早是欧洲移民（主要为英国清教徒）在北美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地，直到1776年独立战争后才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建国。
到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前一直作为一个农业国在发展。直到1815年第二次英美战争获胜后，美国才真正意义上摆脱了英国的枷锁，踏上了农业与工商业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在1815年到19世纪中叶的发展中，结合自身棉花产能上的优势，美国也在国内优先发展纺织业，并同时大力发展汽船和铁路运输。截至1861年，美国船舶载重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而到了1860年，铁路也承担了美国全国2/3的货运。从1860年起到一战前夕，美国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并在工业、农业以及经济发展的其他领域完成了对英国和其他欧洲强国的全面赶超。
到一战结束时，美国已发展成为事实上的全球经济霸主，而通过主导二战结束后全球货币、贸易以及其他主要国际体系和规则的创立，美国也完成了对世界霸主王冠的加冕，正式登上了主宰世界发展的宝座。
当任何国家侵犯到美国霸权的核心利益或是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时，美国会毫不犹豫地运用自身在世界治理机构中的规则制定权、解释权和实施权对挑战国进行“卡脖子”，直到其对美国霸权的威胁消失为止。
与历史上其他全球霸权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更倾向于通过构建由其自身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货币、贸易体系来实施它对全球的“包容性霸权”并从中获益；而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更多是作为维护其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的后盾，而非直接维持其霸权地位的手段。
与英国共同签署的《大西洋宪章》最终也成为二战后美国主导创立的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秩序的基础，而通过创建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基于该体系成立IMF、世界银行、WTO等全球金融和贸易领域中的治理机构，美国进一步主导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前所未有的多边国际治理体系来施加对世界的霸权统治。
二战以来，美国运用其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垄断优势对竞争对手“卡脖子”的案例不胜枚举。如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及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和“广场协议”，美国利用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卡脖子”。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中美实力差距的迅速缩小，美国近年来展现出了摒弃其多年维护的全球多边体系与规则的势头，并更乐于通过强硬的单边主义来遏制我国崛起。
3、中国硬科技的崛起
在中国社会形成热点的商业模式，如共享经济，一方面，新的商业模式的确给人们带来很多便利，广受民众欢迎，当然是社会需要的。但另一方面，太多大学生和青年“创新者”一味沉醉于寻求新的商业模式，梦想一夜暴富。此风若成积习，国家断不可能成为科技强国，且终难实现大国崛起。如一场直播带货能以“亿元”为计量，追星成为年轻人的追捧，“躺平”成为现代人向往的生活方式等。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特征是数字化与智能化。数字化、智能化是大势所趋，人工智能、云计算、产业互联网、泛在感知等新技术无一不以海量数据为基础。
随着数字时代的加速到来，包括5G、IPv6（互联网协议第6版）在内的数字基础设施正逐渐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
“人—机—物”三元融合加快，生物世界、数字世界、物理世界的界限越发模糊；人工智能作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形成了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量子信息更是被称为将会带来颠覆性变革的下一个“拐点”科技，是推动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触发器和催化剂；以增材制造、高端工业机器人、材料基因组工程为核心的先进制造技术，成为国家技术进步、经济繁荣及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柱。
今天，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显著变化的核心都是某种科技，新技术正在席卷全球。这种力量并非命运，而是轨迹，科技创新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