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回想起PK掉诺基亚的场面，我依然觉得惊心动魄。当时华为的设备跟诺基亚的设备无法互通，主持会议的美洲移动的CTO（美国ATT派驻，美国人）上来就问“到底是谁的原因？”会议瞬间充满了火药味。当时诺基亚工程师分析到出信令的消息层面，而我们的团队则细化到消息中的“字节”，并指出这是诺基亚的问题。大获全胜的同时，美洲移动CTO及其团队对我们的信任也进一步增加了。
这个项目成功后，2009年，我获得了华为颁发的公司级金牌个人奖，项目组也获得了金牌团队奖。因为业务繁忙我回不了国，最终是我的直接领导在总部帮我代领了这一荣誉。
继在2005年第一次海外出差，在非洲呆了3个月，派驻到拉丁美洲工作生活了7年后，我终于在2012年坐上了返程的飞机，回到了国内。
项目结束后，摄于Tolantongo, Mexico
离开华为，新的起点
其实对于华为来说，我这样的老兵，接下来的几年哪怕是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也能等到退休拿分红实现财务自由。
但我不想，安安稳稳地等着退休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只要钱的话，我离开华为后，靠积蓄和做咨询也可以过得很好了。人生的意义在于奋斗，我希望能度过一个更加精彩的人生。
2017年，恰好有一件事情吸引了我，令我觉得如果离开华为去做这件事，我可能会创造出比留在华为更多的价值。
司法行业更需要我，或者说它更需要科技的力量去提升、催化，以此促进协助司法行业的转型升级。怀着这种想法，我开始了我的创业之路。
尽管这在很多人看来无法理解，我一个计算机专业毕业、华为员工，扎进司法行业从头开始学习；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正是因为它有了足够大的“吸引力”，我才会主动离开工作近20年的华为，出来创业。
首先，从事这一行依旧能让我所学有可用之处；其次，司法行业真的需要科技技术赋能或催化，让更多的当事人获得优质的法律服务，小的案件也要能做到案结事了；最后，它的市场空间足够大，有足够高的社会价值，让我有动力去做这件事。
从公开的数据来看，全国仅小额金融纠纷的标的就有大概4~5万亿元左右，平均每个标的金额按2万元为计算，大概有2亿多件案件，在等待法律服务，而2021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在1500多万件。如何在法院之外化解如此众多的案件？
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比如2019年，中国在新加坡签署了《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新加坡公约），学习国外的经验，结合国情，开始了调解市场化的试点和落地。2021年，《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意见》提出：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端用力, 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在我看来，只有市场化、专业化，开发一个平台，建立一个生态，才能把全国70多万个调解组织，几百万人调解员的力量发动起来，将成熟的科技应用到司法行业，不断提升司法解纷的质效，让更多纠纷在在法院之外化解，营商环境才会更好、社会也会更稳定，反过来也更快促进各行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件事太有意义了，于是我毅然从华为离职，出来做了这样一份事业。
就像王成录博士对我说的那样，“人一辈子干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辈子就很值了。”我觉得自己在华为这家公司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我如果在华为的经验基础上，去做另一件有意义的事，可能会贡献出更多的价值，不过这也需要时间去验证。
我现在的公司主要从事互联网+司法/社会治理，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成熟先进技术应用，致力于纠纷调解、诉非联动、内容安全等领域的法律科技服务平台及生态的构建，为市域社会治理及网络空间治理提供智能技术服务和社会化服务，助力并加速司法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但退回到起点，一切从头开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在华为委内瑞拉代表处担任副代表期间，代表处有1000多人，而我现在的公司团队虽然只有50多人，但我的压力陡然增加，因为这些人的工资，是我自己来发了，没有公司再“顶”在我前面了，这一切都要我自己扛了。
意想不到的疫情，打乱和延缓了公司的发展节奏，但不管怎样，我都会坚持下去。因为这一行不仅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被所有人需要的。我觉得没有人会想卷入到矛盾纠纷中。社会需要和谐稳定，而稳定的一方面来源于经济高速发展产生的矛盾纠纷能够得到高效的、优质的司法保障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