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她拖着满身的疲惫回到家里的时候，见到的是冰锅冷灶和丈夫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他大吼：你跑哪去了？不做饭，你想饿死我吗？
“没做饭你就不能自己做下吗？每顿都要靠我！”白启娴也很恼火！
“啪！”一声过后，她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伴随着丈夫愤怒的咆哮：“我要什么都自己做了，那我娶你干什么？”
这日子没法过了！白启娴扭头就走，向大队干部提出离婚请求。但对方只是轻描淡写地跟她说：“谁家过日子没个磕磕绊绊的，别动不动就提离婚。回去好好把话说开了，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话说不通，白启娴也确实舍不得孩子，就回了家。回去毕振远就又是哀求又是发誓地道歉，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后来，这就成了她的家常便饭，争吵，动手，再道歉，日子久了，白启娴感到疲倦和麻木。
白启娴还收集证据准备起诉离婚，但都在毕振远的苦苦哀求和孩子的嗷嗷待哺中作罢。后来，她申请去了隔壁村的小学教书，暂时远离家里。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把自己的经历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了《河北日报》的编辑，结果被以头版刊登了出来。
她没有直接诉苦，而且因为当时形势的需要，她的这篇文章最终被当成了“敢于同轻视农民的思想彻底决裂”的模范，她也成为进步青年的典型。
一夜之间几乎闻名全国，各地的人纷纷慕名前来拜访，这一时让白启娴风光无两。
这正是因为如此，她面对媒体等采访时会着重说自己扎根农村的信心和决心等，而对丈夫的家暴和与其的矛盾闭口不谈。
1979年，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社会迎来了崭新的局面。
在以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的社会新形势下，白启娴那种扎根农村的典型形象变得不再重要，她也渐渐失去了关注度，重新成为一个普通人。
同年，她调往沧州师范专科学校任职，远离了相国庄，她和丈夫的关系也从剑拔弩张逐渐变得冷漠。
不久后，她父亲撒手人寰，老人家临走之前，最惦记的还是她的情况，嘱咐她：“不要勉强自己，过不下去就跟他离婚”。
父亲走了之后，白启娴也重新考虑起了离婚的事情。同事有时对她冷嘲热讽，看不起她嫁了个农民，又说她是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事情当上了先进。
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也转变了不少，要好的朋友也支持她做自己的选择。于是，1981年，白启娴正式向法院提出离婚。
而此时，毕振远也看开了，他同意离婚。只是这一次，因为他们最小的女儿还很小，夫妻二人又对她都十分疼爱，谁都不愿意放弃她的抚养权。
于是，离婚的事情又再次被暂时搁置，白启娴同意等孩子大些再做打算。
之后的日子，白启娴独自带着孩子住在学校，她的婚姻其实已经相当于走向终结，满怀信心地准备迎接崭新的生活。
然而，1982年冬，毕振远接到学校电话，称白启娴已于昨天夜里意外去世。
原来，劳累一天的白启娴回到宿舍屋里倒头就睡，却没注意到外溢的煤气，门窗也是紧闭的，她再也没有起来。那年，她才3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