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来岁也还是个孩子，大哥一个人在东北，应该很想家的。每个月除了固定有张汇款单还会有两三封信寄回家，信的开头总会是“父亲大人，见字如面！您和弟弟妹妹都好吧······”还有一张照片随信带来，只有那一次，可能拍照不方便吧，是一张二寸黑白照片，大哥的模样和父亲很像，头上一个很大的毛绒绒的狗皮帽子，本来就不大的脸显得更瘦小了，那个帽子一定很暖和吧，戴上它肯定不会冻得耳朵疼了。
父亲看完大哥的信，得知他为了全勤奖今年又不回来过年了，全家都很失望，好在已经习惯了他的不在，最失望的要数我了，一直心里盼望戴着大哥的狗皮帽子，去和狗剩比比，他老是在我面前显摆他大爷送他的铁路工人的棉帽子有多暖和。里外都没有毛，靠近嘴巴的地方一层硬硬的鼻涕泛着亮光，怎能与我大哥的狗皮帽子相比呢！
父亲是个利便人，凡事都往前赶，腊月二十七，比较费事的年货大都准备好了。下午我和大姐端着父亲刚刚从猪肉里面剔出来的新鲜骨头，到村后面的水沟里，将冰面擦干净，骨头倒在上面，用锤头反复敲打，骨头两端的韧带，骨腔里的骨髓，连同骨质被砸成了白里透红的肉饼，回家调上淀粉、大料和酱油，等着腊月二十九炸东西的时候，做成油炸骨头丸子，即好吃又补钙，现在很少吃到那样的美味啦！
晚饭后，全家四口去碾点高粱面，再配上粗草粉，就是鸡鸭鹅猪的过年食料了，各家都在忙年，白天碾房人也多，晚上清闲。昏暗的油灯下不知抱着碾棍转了多少圈，我都有些困了，父亲开始筛锣已经碾碎的高粱面，安排大姐二姐回家瞧瞧。虽说那时经常夜不闭户，是因为家家没啥可偷，万一备好的年货没了，过年可真要喝西北风了！
“爹呀，不好啦！有个小偷在拨咱家的大门！”大姐二姐风一般跑回碾房，父亲马上和大姐一人一根碾棍往家赶，嘱咐二姐和我在碾房等着。我的困神早没了踪影，和二姐紧随大姐后面走出碾房，仿佛小偷随时会在身后冒出来似的，感觉还是跟在父亲身边是最安全的。二姐手里拿着空的簸箕，好似防身的盾牌，我抓着一把苕帚，心里想起魏老师讲的故事，八路军武工队长用块红布包着苕帚缴了翻译官的枪，晚上不用包红布就是武器呀！
碾房到家距离不过二百米，虽说胡同很黑，毕竟太熟悉，也习惯了摸黑走路，几分钟后，我们悄无声息来到家门口。那时各家院门连同屋门都是木板的，并不很严密，不用太大力气就能将两扇门中间抬出一道缝，用手指将门闩拨开，几乎每家大门都是这样，其作用也就能挡住乱跑的家畜。父亲弯着腰，轻轻推开虚掩的门往院里移动，他没有直奔堂屋，而是沿着东屋贴着墙根儿来到堂屋门台左侧。门台是高约八十、宽约三十公分的一段小墙，堂屋门口左右各一，外侧刚好可以藏人，还可以清楚看到屋门口以及并不很深的屋内情况，里面确实有人影晃动。父亲轻轻爬到门台上，居高临下，慢慢举起碾棍，准备趁小偷一出门口就当头一棒，突然屋里亮了，小偷竟然划根火柴点上了油灯！
“是大哥！”我的声音，其实我是记不清大哥模样的，但他眼前的灯光将狗皮帽子照得格外清晰，和照片上一模一样！大家赶忙扔掉手里的家伙，刚刚的惊险顿时化作团聚的喜悦。原来大哥林场那里因下雪太大，木材运不出去，临时通知春节全部放假，知道写信太慢，大哥归心似箭，步行三十华里雪路，坐上火车三天两夜到家啦！
年集买年货
儿时的春节才更像过年，长年累月粗粮咸菜，哪个孩子不期盼过年补点油水，一家之主，苦撑一年，即便东挪西借也要将敬天敬地敬祖先的供品置办宽满一点，好在点香烧纸祷告的时候，心里胆壮一些，祈求各路神仙保佑全家来年好运连连。即使明年仍旧失望，也是正常，下个春节要更加虔诚。
腊月二十八，是我们公社驻地唐庙大集，也是方圆几十里最大的“花花集”（春节前最后一个集市）。那时没有冰柜，也没有超市，春节到元宵节期间集市也不开，一些不容易储存的鱼肉蔬菜大都要在年前这最后一个集市上买齐了。当家人需要的青菜和调料，老年人嘱咐的的年画和年糕，男孩子喜欢的鞭炮和二踢脚，一进腊月门小女孩就喊着缠着的鲜艳的花朵和胭脂，大姑娘小媳妇梦想的粉红色的围巾和头绳，在这天都会得到满足。那些平时横眉立眼的革命干部，这天脸上的肌肉也松绑了不少，挤出来一些很是金贵的节日的喜色，平时的条条框框，也似乎没有了，一向夹得紧紧的资本主义尾巴，这天可以放松地摇一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