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菜，地里黄，两三岁，没了娘！”正如小曲中唱的一样，母亲病逝那年，我两周岁，也就是老家的习惯说法三虚岁。可我竟没有丝毫丧母的悲切记忆，甚至没有半点母亲的印象，没有照片，我终于也没有拼凑出母亲的样子，只是听说大姐长得像妈妈。我根本就不会叫妈妈，干妈非常疼爱我，我却从没喊过她，不是不想，是真的不会。好像我的童年字典里，根本没有“妈妈”一词。
因为童年喊妈妈的语言功能的缺失，导致后来岳母对我好像有点误会。幸亏聪明的媳妇替我遮掩，厚道的岳母明白了原委，再加上我骨子里尊老爱老的秉性，很快赢得了老人的理解与喜欢，直到老人家去世，我和岳母亲如母子，但我终究也是没有当面喊她一声妈妈。
儿时的我，经常被周围的大人小声议论“这就是那个三岁没妈的孩子！”但我好像真的没有感觉到相比同龄人过多的不幸，来自周围加倍的呵护时常各种方式温暖着我幼小的身心。至今，那历历温情就像一坛陈年佳酿，不用开启，眯上眼睛想一下都能感觉到那股熟悉的醇香，而且随着年份增长，经常令我心驰神往。
高尔基曾说，“苦难的人生是最好的大学。”不是说苦难本身是多么神秘和美好，而是因为人经历过苦难后，会变得愈挫愈坚，无往不胜。父亲作为我的人生第一任老师，面对命运的种种不公，首先无奈地坦然接受，然后因时制宜、就地取材找出相应的生存办法，坚韧、乐观、智慧、积极地面对生活。他像一只久经风暴的苍鹰，虽然无力改变客观环境，但却无时不在用他有力的翅膀，庇护他幼小的子女。
干妈一家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在家务农，但却不像普通庄稼人，他交往很广，远朋近友经常带我走走。我最喜欢去的，要数曲堤镇祖家村的干妈家了。干爸和父亲是同学，社会运动之前，干爸是西安钢厂的保卫科干部，父亲是济阳二中教师，因为同样耿直的个性，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先后回乡成了光荣的公社社员，两人同命相怜、无话不谈。干爸利用家族在东北的关系，倒腾木材或粮食，赚点差价补贴家用。还将我十九岁的大哥带到长白山林场做了伐木工人，每年年底，大哥赚的钱父亲用来交给生产队购买一个劳动力全额工分，还会有所剩余。
干妈回乡之前是西安钢厂的财务人员，虽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但一直干净利落，讲话轻声细语，我见过她和干爸年轻时坐着一条长凳的照片，干爸就像《红灯记》的剧照李玉和一样，戴着大盖帽，威武英俊，干妈齐肩发型，清秀的瓜子脸，怀里抱着他们第一个孩子。干妈有台缝纫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绝对的稀罕物，时常会送我可身的衣服，看我喜欢认字，便很早就给我做了一个书包，底色是深蓝，两面分别用四种颜色的八个三角拼成一个方块，既漂亮又结实。
每当干爸和父亲天南地北、借酒谈心的时候，干妈总是一边接话聊天，一边做菜。她做的菜不光好吃，还好看，普通的鸡蛋，用盐水煮熟，将皮剥光，淡淡清香中略带咸味，每个平分四块，浇上姜汁和香油，就类似现在的“姜汁松花蛋”只是更加鲜亮，不用刀切，而是用缝纫机的细线勒开的。每做好一个菜，干妈都会喊我过来，轻轻坐下给我夹菜。每当此时，父亲总赶我出去玩，我也总是张嘴接住干妈送到嘴边的美味，然后转身飘出，汇合正在门口偷瞧的两个干兄弟出去疯一圈儿！
一次，干妈趁着二人酒酣话密之际，做好菜出去了一会儿，领来一个端庄女人，干妈要我们三个喊她小姨，她们进屋聊了一根烟的功夫，那个女人便红着脸走了，干妈在后面送出。返回屋里，干妈数落父亲“你看你，把话说这么绝，弟妹走了三四年了，你才四十挂零，就这样过下去吗？人家比你小七八岁，里外一把手，为了侍奉多年瘫在炕上的老娘才耽搁到这么大的，现在老娘走了，无牵无挂，就想找个厚道有主见的人，这样的姑娘能和你一心一意过日子的。人家没嫌你孩子多，你咋还不同意呢？”“是啊，你到底咋想的？”干爸也两手捧着茶杯，盯着父亲问。
父亲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又深深地咽了一口茶水，然后平静地说“多谢大哥大嫂的好意，不是我不识抬举，人家是大闺女，以后能不要自己的孩子吗？现在的岁月，虽然不像六零年饿死人，但也就勉强填饱肚子，真要出现一碗水端不平的事情，要我咋办呢？我这几个孩子可就真落到后娘手里了！何况老大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八字还没一撇呢！放心吧，这几个孩子我自己能拉扯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