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妈一家都很喜欢我，两个儿子一个大我一岁，一个小我一岁，争着和我拜把兄弟，军哥是对点儿的干哥，民弟是我俩的兄弟，我们仨最喜欢做的莫过于抓鱼煮鱼了。大寺河流经村西头，常年水流平稳，水草丰美，小鱼小虾成群结队。别看军哥才大我一岁，捕鱼捞虾样样精通，我和民弟非常崇拜。我负责在河堤上“埋锅”生火，沙土很松，挖好坑，两边用泥土垒起小墙，上面平放上一个铝制饭盒，里面加满河水，岸边杨树林下面有树叶树枝做柴火。民弟当然是我俩的助手，一会儿被水里的军哥喊去捡拾鱼虾，一会儿被我打发回家“窃取”调料，当然他的屁股没少替我俩挨打。
干妈家还有两个大我十来岁的姐姐，荣姐和凤姐，荣姐就是照片上那个，两个人不像那时农村孩子，既干净漂亮，又勤快懂礼，她俩经常骑一辆自行车来我家，接近二十里路，两人轮流蹬车，每次来就住几天，她俩一来我家从内到外都会焕然一新，就连我家两位姐姐的辫子也会经常变换新奇的花样。
无奈的大锅饭
我印象中，生产队的上工集合挺有趣儿。我家院内有棵茂密的臭椿树，一个粗大的树杈伸出院墙，上面吊着一整片铁铧犁的犁背，同样还垂吊着一个鸭梨型的小铁锤儿，铁锤儿下还系着一段绳头，人站在地上频繁扯动绳头，铁锤儿正好敲打在铁犁的中间部位，发出叮当清脆的声音，这就是我们队里上工集合铃声，每次集合下地队长都需要敲打三遍。
夏天中午，队长敲完第一遍铃后，披着一件白褂子露着胸膛，摇着蒲扇，又慢慢踱步回家，父亲匆忙吃完饭安排好全家的事情，等第二遍铃声一响，他便出门，问清楚活计，然后回家取了工具返回院外，找个树荫坐下和大家聊天，此时包括队长大约三四个人，其中总会有木匠爷爷和父亲。第三遍铃声响过，大部分社员才揉着眼睛打着哈气来到周围坐下，很快婶子大娘们飞针走线纳鞋底鞋帮的噌噌声，大叔大爷们借火点烟声，三五成群家长里短聊天声，还有队长提高嗓门分派工作声，五六十人呜呜呀呀！此时我经常骑在树上看下面的风景，每次都是被下面一股股旱烟味呛得下来。
队里管理还是很人性化的，干上一个时辰，要休息一会儿，女人们大多回家喂孩子，男人们抽个地头烟解解乏，父亲此时会快速在旁边割满一筐羊草，那时的田里，草比苗旺。
当然了，生产队里各项管理的松散，积累到秋天，收获就更轻松了。队里给粮所缴完爱国粮，会计算盘一响，场院里开始按照各家工分总额分配，小麦、玉米、地瓜、花生、大豆，有时加上几个冬瓜还满不了一个太平车。没有车子的，用肩挑，一家人全年的粮食轻轻松松搬回家。走亲访友坐下前三句话肯定有“今年你们吃多少？”（意思是你们那里全年每人分多少粮食）我记得一次父亲回干爸说，那年我们队吃九斤小麦。
上面也有抓得很给力的事情，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工作组到来，都是拥有尚方宝剑的，权大无边，组长老王，披着一件威武的军大衣，一张黑黑的大脸甚是吓人，开会经常自称是铁面无私的包公。刚来时正赶上东坡地里丢了二十几个玉米棒子，他马上率领工作组全员还有四个民兵，将几个地富成分家庭翻了个底朝天，一无所获，最后查清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借割草时候掰回家的，幸亏他家是贫农，只是在全村游街示众一天，要换了地富子弟最少要判几年徒刑的。每当此时，父亲总会感激爷爷的先见之明，运动之前就主动散尽家财给村里需要帮助的乡亲，也使得我入学登记在“家庭成分”一栏可以自豪地填写“中农”。
平坟运动“包公老王”也做得雷厉风行。按照土地使用规划，各家要将祖坟迁入村里统一划定的墓地，限期完不成的，工作组强行平掉。一时间到处哭声雷动、纸钱飞扬，全村沉浸在出殡的气氛中，谁家没有几座祖坟呀！来不及或者买不起棺材的，大都用个门板，上面用秫秸和白纸扎一个棺材，儿女们一边啼哭着诉说着将先人的遗骨小心安放进去。有个给伪政权做过事情去世时间不是很久的人，墓穴扒开棺材乌黑锃亮！“包公老王”坚决不答应，“不能让反革命分子继续享受劳动人民的血汗”！他带头跃上棺材顶，将死人“赶走”，棺材拆解成板材，送给学校。后来我在学校见过，用很大的蓝砖垫起来，一年级孩子当课桌用。不久“包公老王”走了，听说因为作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