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家有三块祖传的非耕地，都长着枣树，最大的一块有三十来棵，南北走向分为两行，最南端有爷爷奶奶和母亲的墓地，坟头朝向东南。听老人们讲，这枣树只是我们祖上家产的冰山一角。爷爷长眠的地方是他生前自己看好的风水宝地，是全村唯一一处经历了“平坟运动”而没有被动过的墓地。
我的第一个岗位就是被父亲安排看枣，除了每天早晚各一次捡拾树上落下来的枣子，还要注意一些顽皮孩子，枣子长得很密，从远处扔个土坷垃就能砸下不少，父亲说了，年底的猪肉和鞭炮可全指望卖枣的钱呢！
八月十五前后，绝大部分枣子都红了，全家开始根据熟透的先后，一棵一棵打枣，打枣时我的主要任务是选择闷酒枣的枣子。我总是提着竹篮子，在远处寻找，我知道又大又圆的枣子才会跑得越远，落到草丛里的才会没有半点伤痕，红得发黑的才是标准的乌枣。几天下来，我们家十几间房顶全晒满红红的枣子，还要在院子里铺上席子晾晒，我的任务又变成了每天翻枣，七八天后，父亲就会一次一次送到收购站卖掉，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我选好的枣只需晾晒两三天，稍微跑跑水分就可以闷酒枣了。父亲提前将三个大酒坛清洗晾干，在一个小盆中倒入大约一斤白酒，分批将枣子浸过白酒，再用笊篱捞出，发现有伤痕或者有虫眼的继续剔除，将合格的倒进坛子里，直到将坛子装满，最后再往坛子里倒入半斤酒，扣上盖，盖子上面糊上黄泥，黄泥上面再盖上两层藕叶，藕叶外面再用黄泥糊严，放到里屋阴凉处，年底开坛枣子鲜红脆甜，拜年时好多人家都拿酒枣当作稀罕物给小孩吃，我从没有遇到谁家的能与我家的相比。
父亲可是闲不住的人，那时做生意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但是自产自销是允许的。可能为了取得我们姐弟仨的支持和树立我们正确的价值观吧，父亲常说，正当做生意不偷不抢不坑不骗没啥丢人，倒是怕苦怕累好吃懒做才饿死活该！
秋后农闲时，父亲从东屋翻腾出来一些我不太熟悉的家什，将队里分的花生炒熟拿到集上卖掉，将大豆做成豆腐皮送到济南小叔单位的食堂里换钱，单是队里分的那点东西用不了几次就没了，父亲还从外面买回原料加工，有工作组问起来就说用队里分的，自产自销。
队里分的最多的要数地瓜了，也是最不值钱的，父亲要姐姐擦成细细的丝，经过清水浸泡，反复挤压、沉淀、晾晒，做成地瓜淀粉，选个晴好的天，旋成粉皮，然后走街串巷用粉皮可以换回来其他粮食填补口粮。每次旋粉皮大姐都是负责最重要的烧火，她把火烧得很平稳，锅里的水保持沸腾。父亲将调和好的粉浆用勺子倒入在沸水上旋转的铝盆里，火候一到将铝盆取出放到冷水里再将粉皮轻轻揭下来，递给二姐，然后又麻利地在铝盆底部擦上一点食用油，重新放在沸水上旋转，准备做下一张。二姐此时负责晾晒，她把父亲刚刚揭下来，又软又滑冒着热气的粉皮，放到用秫秸穿成的晒板上，仔细地展开摊平。我负责保卫工作，此时绝对不许鸡鸭鹅靠近，等到晒干就不怕了。我特盼望父亲和二姐有谁不小心将粉皮弄破一张，加上酱油一调可就是我的美味啦！
没娘的孩子早懂事
大人下地的时候，我经常要跟着大姐她们几个去拾柴或者割草，大姐比我大五岁，和她同龄的女孩我们队里有五六个，基本都没进过学校，那时各家孩子多，缺吃少穿，要读书也是紧着小的或者男孩，老大都要帮助父母带弟弟妹妹。大姐聪明厚道，长得好看，是一帮姐妹的中心，大家对我这个小尾巴也都很关照，其他人的弟弟妹妹跟着她们都会想办法甩掉。父亲特意给我编了个很小的筐子，小筐子满了就倒进姐姐的大筐里面，在刚耕过的地里，栅子头（玉米秸最下端连同根系）是倒过来的，白的根须露出地面很清晰，我用小镢头一下就挖出来，敲打干净泥土，有四五个就可以满了我的小筐，倒入姐姐的大筐非常有成就感，回到家里，大姐也总是向父亲夸我。
大姐七八岁就开始帮父亲烧火做饭，很快就包揽了厨房的全部，邻居婶子大娘们都说她比大人还细心能干。厨房里“柴米油盐”第一位就是烧柴，那时庄稼长得不好，秸秆就少，对于各家负责做饭的人来说，柴火不够烧更是一日三餐首要的烦恼，何况父亲做的几个生计还都需要烧火呢！
那时没有脱粒机，春种之前，队里会发动社员将储存的棒槌子手工脱粒，粒子下来做种子，玉米芯谁家脱的归自己。在队里仓库前空旷的地方，不管多冷，争先恐后的热情要远远超过现在超市免费送大米鸡蛋的活动，男女老少以家庭为单位，工具自带，各家围着一个大簸箩，好像进行比赛，无非是想尽量多带回家几筐玉米芯，解决几天的烧柴，虽然对于全年，也是杯水车薪。我家的收获总是不错的，我属可有可无，但父亲自制的工具和大姐麻利的双手是别家望尘莫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