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善乡情
我们村子比较大，识文断字的人少，闯关东出去的人很多，晚上经常有人找父亲读信写信，他有求必应，信纸信封都要备好。父亲先是接过来信按照写信人的口气给来人仔细读信，完了再讲解一遍里面的主要内容，然后根据对方听完信后的一一反应及嘱托写入回信。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一时难以作答，来人就会诚恳地请教父亲，此时见多识广的他便成了人家的主心骨。
那时阴天下雨比较多，人们不是睡觉休息，就是打牌闲聊消磨时光，父亲此时会找出家什，拨麻、搓绳、绑苕帚、钉盖顶等，在别家当柴火烧掉的高粱穗秆，在他手里横竖钉捆都变成了家庭必需品，做的多了自家用不了，就送左邻右舍，也经常有人抱着材料找他加工，他做的花篦子特别好，标准的正六边形，过年盛水饺，既实用又好看。
我家的石磨比一般的大，是磨小麦面粉专用的，占用整整一大间东屋，南山墙上，一人多高处有一个长方形立式方孔，既通风又明亮，太阳照射进来，一条粗大的光柱刚好落在磨盘顶上，可以方便观察掌握粮食下落的速度。那时各家小麦都很少，平时除了红白事、坐月子，很少有吃白面的，即使有个头疼脑热，也就是从串街的小贩那里换几把面条，喝了捂汗。
到了年底，各家都要尽量多蒸几锅白面馒头，我家的磨房就会出现排队了，排队无非就是放一个可以代表谁家的用具，谁家的簸箕缝着块蓝花布，谁家的苕帚系个红头绳，大姐都很清楚，她经常打发我跑腿通知。这种磨面粉的精细石磨是不可以空磨的，那样会磨损厉害，遇到爱算计的人，他家磨完了将上盖抬起扫得精光，父亲发现便捧来我家的麦子撒进去，以方便下一家使用。
毕竟是大男人，做衣服和被子父亲好像真的不会，我们全家的衣服和鞋子大都是大婶做的，一做就是十年，直到我大姐“十四五”岁学会了针线活，大婶才逐步轻松了。大叔和济南工作的小叔是同胞兄弟，和我父亲是堂叔兄弟，受老辈传承，大家不分彼此，亲如一家，直到现在，我的孩子和叔叔的孙辈儿仍然是情同手足。
大叔大婶养育五个姑娘一个儿子，加上我家四口（大哥常年不在家），十几口人，那时商店没有成衣和鞋子，有钱也买不到，全村没有一台缝纫机，再说缝纫机只能做单衣服，光是棉衣和鞋子，一针一线用手缝，想想都怕。大婶白天要下地出工，晚上昏暗的油灯下，糊袼褙、纳鞋底。有时为了省点灯油，还会搬着纺车上到房顶，借着明亮的月光纺线，真无法想象她裹着一副小脚是怎样踩着梯子做到的。赶到年底，我们不懂事的小孩围着等新衣服穿，大婶经常通宵熬夜，就为了让全家老小新年穿新衣，看看今天八十五岁的她仍然喜欢自己做饭吃，真的是吉人天相啊！
大婶对我是有点偏爱的，我只要去她家，总会给我从里屋拿出可口的东西吃，有时带我一起走亲戚，那可真叫“走”，都是步行。大婶的娘家和我姨姥姥同村，姨姥爷和我父亲是莫逆之交，父亲走不开就打发我跟着大婶替他给姨姥爷拜年，其实我拜完年还是和大婶一起到姥姥（婶子她娘我也是喊姥姥）家吃饭。那时候过年走亲戚大都是带一竹篮，上面盖上一块好看的花布或者毛巾，里面以自家过年蒸的各种面食为主，有时也会配上少量点心油条的，亲戚一般象征性地留下一点，余下大部分还要带回，比较知己的亲戚还会放进去一碗新煮的水饺，带回家给没来的人分享亲戚家过年的喜庆。我和婶子的篮子就经常被姥姥加进水饺，回来比去时还沉，如果没有别人一起，她经常一人提两个。有一次下午返回途中，下起了鹅毛大雪，呼啸的北风裹着雪花将中途的一条没有水的干渠几乎填平，我脚下一滑，下半身插进厚厚的白雪里，大婶一把将我拉出，给我脱下鞋子袜子，将裤管里的雪拍出，见我脚丫通红，急忙解开上衣扣子，将我的双脚拥入她的怀里。
父亲怕大婶实在忙不过来，他每年初秋会选个好天气请邻居几个老太太到我家集中帮忙做棉被。记得有西邻一墙之隔的大奶奶，东临车奶奶，本家的道奶奶，木匠爷爷（辈分比父亲大，年龄比父亲小）的母亲，还有西院的老姑（父亲的远房表姐），她们那时都要六十多岁了，在院子里铺上几张大席，大家边忙活边聊天。看到父亲找出一大堆的被套，她们说起当年我爷爷的弓房和眼下的光景，都会发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唉叹。看到我来回窜蹦，在被子上打滚儿，大家又都夸父亲有本事有耐心，还说我摊了个好婶子做衣服。这时父亲高声喊我，并快步过来扯着我耳朵进屋，原来他给大家做午饭，发现放在柜子里方方的腊肉像块豆腐，只剩了白肉，上面的红肉丝都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