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用心观察，在父亲的协助下，改良了炉灶的排烟结构和风箱的吹风角度，将晒干的牛粪配合柴草，火焰就像用煤炭一样，连臭味也没有，都被烟筒抽走了。那时的冬天贼冷，水缸在屋里都会上冻，晚上钻冰凉的老粗布被窝，对于大人也是一种考验。每次刚烧完晚饭，大姐会将一块砖头埋在灰烬里面，吃完饭，将烫手的砖头用布包好，放进我的被窝里，等我睡觉时双脚蹬着热砖头，屁股正好躺在砖头暖过的位置，那爽劲简直就是大雪天吃火锅！
大姐十三四岁就学会了缝地毯，将干净的玉米皮绑成小把，经过熏白、编绳，再按照一定的图案缝成小块，最后将小块组合成大块，送到外贸收购站，经常因为做工精致被划最高等级，价格也就高，第一次卖了地毯就给我和二姐一人扯了一条新裤子。
大姐没有读书，我一直觉得少了一个才女。记得小时候，晚上只要有空，父亲就取出自制的小黑板，用粉笔教我们三个认字和算术，还会定期考试，大姐总是考第一，直到我都开始上学了，在家里考试还是她的第一。靠墙一张条桌，一盏煤油灯，墙上挂着黑板，父亲坐在桌子一端的椅子上，我们三个在一条长凳上，她俩坐着，认真听着写着，我个子小，在中间，只能双腿跪在凳子上，上身趴在桌子上。困了累了的时候，我腿往后一用力，砰地一声，凳子倒了，二位姐姐仰面坐在地上了，我还趴在桌子上，父亲气的用毛笔杆敲我的头。
平时有啥好吃好玩的大姐总是尽力满足我。看我羡慕别家孩子用线拴着麻雀玩，她趁父亲不在家，将一个旧暖水瓶外壳底下封死，改成一个笼子，搬来梯子，要我在下面扶着，爬上东屋最高处的墙角。我家三间东屋平时没人住，外面两间放些农具柴草，里面一大间是一盘石磨，时常会有磨面的撒泼点粮食，聪明的麻雀就在外间檩条和墙的夹角小洞里安了家，我经常看到老麻雀叼着食物飞回来，几个光头的小麻雀从洞口伸着长长的脖子张着大嘴吵着迎接妈妈。
梯子的跨度太大，我爬不上去，只好央求大姐。就在我期盼着可爱的小麻雀即将进笼的时候，大姐突然惨叫一声，从最高处飞身跃下，落在一堆草上，随即飞出门外！那草是给羊过冬储备的，晒得很干，草尖可以把手扎破的，大姐光着脚丫全然不顾！我顺着梯子看上去，同样惨叫一声窜出门外，我看到一个像我家大鹅的头一般大，不断伸缩着鲜红细长舌头的浅绿色蛇头！过了好半天，我俩才试探着进去，把梯子放回原位，可怜的麻雀肯定变成那家伙的美餐了。
大姐她们有时也会一起给队里的牲口割草，按照重量折算成家庭工分，这时候父亲就要二姐带我去学校了。
二姐大我两岁，可比我懂事多了。听老人讲，我还有一个比大姐年龄还大一点的哥哥，因为早先家里条件好，后来生活很差了，他好像身体适应不了，七八岁时饿死了。父亲可能担心瘦弱的我，一直对我特殊优待一些，过年的白面馍馍总会在粮食缸里留下几十个，干硬得要用菜刀剁开，一次一块给我吃，有时能吃到收新小麦，二姐从来不和我争。平时给我备的零食怕我一口气吃光再闹，经常由她负责保管，她从不吃我的，相反经常被没吃够的我冤枉。无论我怎样告状，父亲总不责备她，好像知道都是我的不对。有一次她实在忍不住新烙的热油饼的诱惑，求我给她尝尝，我分给她一个小角，还天真地问她“你想吃好的，咋不长得小一点呢？”
二姐唯一抢我的，就是那个书包，因为我还没到上学年龄，父亲要我把干妈做的书包先给二姐用，我死活不肯，最后二姐把中秋节分得的一块月饼和半包点心都给了我，我才答应，她的同学大都没有书包，都羡慕她的书包漂亮，她一直用到小学毕业还没坏，我也经常以此为把柄多次无赖属于她的好吃的。
那时村里没有幼儿园，都是八九岁开始直接读一年级，有六七个和我一样跟着哥哥姐姐到学校玩的，两位老师都是本村的，和家长都熟悉，经常会嘱咐我们不要乱跑，我是经常趴在教室门口看黑板的，和蔼的魏老师把我当做旁听生。学校有一排北屋和一排东屋，北屋包括一间办公室和一个教室，东屋就是一个教室，两个教室都是复式班，一年级和三年级在北屋，二年级和四年级在东屋，学校没有院墙和大门。
当时没有义务教育，升级必考，成绩差的肯定有人留级，有的读了三四年还没出一年级，记得有位和我大姐同龄的男生，和二姐是一年级同学，后来我读二年级和我同班，他家条件不错，别的学生都是自带大凳子小凳子，唯独他带的是一把椅子。一次魏老师提问他问题，没答对，便冲门口喊我进来，回答正确！老师又接连几个问题，我都对答如流。以后只要是魏老师上课，就要我进来坐椅子听课，要那位站到教室后面听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