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告诉毒眼，印度的改革开放始于1991年，几乎从那以后，他们的电影叙事都是外向型的，这也满足了大量海外印度人的观影需求。印度电影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海外空为故事场景，但有些这样的电影是最近十年才在内地兴起的，比如《环球爱情》、《北京遇上西雅图》、《神探唐人街》等等。
印度电影在海外受欢迎的部分原因是那些印度人也喜欢看印度电影。与此相比，中国观众更喜欢看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好莱坞电影，对国产电影的偏好是最近十年才培养起来的。但海外华人对中国电影的偏好仍需发掘。
90年代初，生活在海外的印度人经济实力增强，使得印度电影增加海外票房成为可能。来自这些印度移民的投资也成为印度电影海外融资的一部分。
为了推动印度电影走向海外，印度政府先后与多个国家签署了电影合拍协议。协议规定，印度电影与外国公司合拍时，不仅可以在资金、创意、技术、市场等方面进行充分的交流与合作，还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资金援助和优惠的放映配额。
“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将海外市场作为重要目标，甚至一些电影在海外的利润高于国内。最近十年才开始把海外市场作为一个市场进行营销，但这只是一个补充。”谭政观察到:“他们做的事情更市场化，更细致，用很多市场力量来推动。例如，他们的许多公司在英国和美国都有分公司。信托公司和梦工厂有合作。有实力、有国际视野的公司比我们多。”
至于流媒体的现状，何伟分析道:“我认为包括亚马逊和网飞在内的媒体在线将在未来对印度电影的产业集群产生巨大影响。因为全世界的印度人都是印度电影文化的固定消费者，电影和歌曲的版权可以卖到几千万美元。他们开放的海外市场一直都有海外巨头的影子。有的海外公司会投资当地公司，有的会联合出版生产产品。合作程度比我们国家深得多。”
与传统电影相比，印度电影出海呈现出一种新的风格，通常由大明星主演，情节转折密集，歌舞更符合整体叙事，多在国外拍摄，采用与好莱坞电影同等水平的先进摄影技术和后期制作。近年来，新电影更加关注印度的社会现实主题。
中国观众熟悉的宝莱坞巨星三汗、阿米尔·侯赛因·汗、沙鲁克·罕和萨尔曼·汗一直在开发新的印度电影。
沙鲁克·汗主演了电影《宝莱坞之恋》。
何伟认为印度的商业片是亚洲最好的。比如现实题材的电影，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体系。
这些电影把社会的一些不好的方面变成了犯罪、励志和家庭电影，并融入了印度的价值观。这类电影对内可以对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观众讲道理，对外可以在自我批判中展现自己的文化自信，从而树立大国风范。
2015年，印度电影《我的上帝》普及了印度复杂的宗教问题，讲述了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遭到家人反对的恋人如何在一个外星人的帮助下解决问题。这部电影借鉴了包括E.T. Alien在内的多部好莱坞电影，并辅以大量美式幽默。
这部电影最终成为当年的印度票房冠军，海外票房收入超过1亿美元，打破了其国际票房纪录。电影不仅受到印度移民的喜爱，也得到美国观众的认可。
在针对中国观众的合拍电影《神秘巨星》中，不难看到亲情、亲情，以及中国观众更关心的这些主题。这部电影在印度表现不佳，但在mainland China却收获颇丰。
“中国和印度在一些传统观念和社会价值观上有相似之处。比如《神秘巨星》里，有一个父亲虐待母亲的场景。如果是美国小孩或者日本小孩看到了，不会这样处理，但是中国人和印度人一看就懂。在一些行为的认识背景上，两国有相通之处。”何伟认为，印度电影进入中国有一定的优势。
谭政也持类似观点。摔跤！爸爸在中国和印度有着相同的伦理体系，比如重视孩子的教育，期待孩子的成功，重视家庭，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等等。
基于这种相似性，何伟认为与印度电影人的沟通成本更低。“他们也更加尊重像我这样的亲密伙伴。多关注我们的一些意见和反馈，不要像好莱坞公司那样傲慢。”
何伟之前的公司创世星，和宝莱坞80%以上的导演、制片人、演员都有合作协议。但受疫情和国际形势影响，离开创世星后，主要从事国内项目的策划和推广，暂停海外电影相关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