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不好干
2012 年，有媒体在报道中提到，万达影视与陈思诚在剧版《北京爱情故事》时 " 结缘 "，随后万达影视与陈思诚的上海骋亚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同出品了电影版《北京爱情故事》。影片在 2014 年上映，拿到了 4 亿的票房。两年后，万达影视完成对骋亚的收购，成为公司的股东。
2015 年时，万达影视便凭借《煎饼侠》《滚蛋吧，肿瘤君》《寻龙诀》等影片，累计斩获票房 63 亿元、收入 5.8 亿元，位居国内民企第一，完成公司年计划的 180%。
彼时有报道称，在万达 2015 年的工作总结会上，王健林表示，集团要对院线、影视、发行三家公司以及分管副总裁叶宁的出色工作提出表扬。
王健林的表扬并不多见，在万达工作被很多电影从业者认为是军事化、高压的。
和国内很多影企不同，万达影视走的更像是好莱坞那套体系，老板不会直接管理到电影业务本身，而是由相应业务高管们组成 " 绿灯委员会 "，由更懂行专业的影视人来负责具体业务。在这种 " 经理人体系 " 下，万达在电影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管理体系，这也是其早年能够成功的关键。
但这种模式，在今天看来也具有双面性。有从业者曾对毒眸表示，万达给高管的薪资很高，但与之相对的 KPI 压力也很大。而电影内容创作的周期性，决定了不可能每年稳定产出爆款。而一旦没有爆款，业绩的压力会让很多高管难以承担。
2016 年初，分管电影业务的叶宁辞职，五洲发行（万达主导的发行公司）的总经理李宁、万达影视总经理赵方等也先后离职。2017 年年初，蒋德富和阙文雄先后出任了万达影视与五洲发行的掌门人，但仅仅过了一年左右，两位新高管双双选择离职，而接任蒋德富职务的前中影星美院线执行董事袁鑫，也在上任两周后就 " 悄无声息 " 地离开了。
万达影视的掌门人职位空缺数月，直到 2018 年夏天才由传奇东方 CEO 姜伟接任，不到两年的时间，姜伟辞职。2020 年 3 月，新媒诚品创始人尹香今成为万达影视总经理——高管人来人往，但万达影视的 " 经理人模式 " 没有变。
只不过，人员的构成已经和 2015 年前后大不相同，其中很多管理层人员都是万达集团内部培养与挖掘的，更擅长做管理和运营，鲜有传统电影人。
这种变化，让绿灯委员会侧重的点变得有所不同。很多从业者都认为，万达影视近年来在影片投资上正变得越加保守，几乎看不到有太多冒险的项目。有前万达影视员工也透露，万达影视一个项目从准备上会到过会可能得几个月，并会对很多元素进行调整。
" 万达的 KPI 模式，让管理者们变得更加慎重，大家不太希望出错。" 有从业者向毒眸表示，万达影视装入上市公司又加剧了这种顾虑。" 一方面，考虑到上市公司的业绩问题，大家会更偏向于保险、高利润的项目；另一方面，也得考虑别因内容问题给上市公司带来负面的舆论影响。"
对此，此前曾茂军也曾和毒眸透露，万达的确在想办法降低主控影片的风险，以减少影视业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万达把影片投资划分为三个层次，单个影片超过了 1.5 亿的大投资、6 千万到 1.5 亿之间的中体量和低成本的电影。一般情况下，高成本影片我们会采取联合出品的方式，降低风险。"
这种策略也直接反应在了其成绩单上。财报资料显示，2019 年万达影视主投、主控了《过春天》《人间喜剧》《绝杀慕尼黑》《沉默的证人》《小小的愿望》《误杀》6 部电影，没有一部是大体量、大 IP 的作品；而根据灯塔专业版上的出品方名单来看，万达影视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等大片里的投资比例，也不会太高。
不止于此，万达影视在内容上的困境还在于没有打出自己的招牌。当光线影业有了青春片与动画两个法宝，博纳影业的主旋律电影狂揽票房，万达影视在电影内容上的光芒则黯淡许多。而在其他影视公司纷纷和国内大牌导演绑定时，万达影视则只剩下因 " 北爱 " 结缘的陈思诚了。
与在下游院线龙头老大的风光相比，万达在上游内容领域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
危机四伏
2017 年，曾茂军曾经说的 " 打造完整产业链 " 有了新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