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幸福坚持讨要一个说法
相对贫困的底层人民要如何 " 活着 "，始终是中国乡土文学艺术领域不断讨论的主题之一。
与《幸福到万家》同期，影院院线正上映着另一部以农村为背景的电影《隐入尘烟》
一个落后的西北农村，一个老实善良的农民马有铁，他老实得借几个鸡蛋都必须要还，善良得连驴都不舍得骑。为了帮全村人要回租地金和工钱，马有铁自愿给村支书献血，一次，两次，无数次，得到的报酬仅仅是一顿饭而已，甚至连一声谢谢都没有。
《隐入尘烟》剧照
马有铁找谁讨 " 说法 " 去？
他在被哄骗去抽血的时候，颔首沉默皱着眉，可他从未站起来说一个 " 不 " 字，他当时满脑子想的，应该是家里还没盖好的砖房，是用灯笼纸糊的小鸡窝什么时候冒出生命，是尿失禁的老婆饿不饿？冷不冷？
" 老实人被欺负 " 这个母题在传统叙事里始终有话语权。最典型如余华的《活着》，至今仍在销量榜单前列。主人公福贵是一个受尽欺压、忍耐一辈子、被强者或城市文明夺走一切的人，最后他一人一牛，孤苦伶仃地熬完余生。
《活着》剧照
时至如今，农村还活着无数个福贵和马有铁，他们的一辈子、他们的上一辈和下一辈，世世代代唯一的依靠，仅有那片土地而已。
《活着》与《隐入尘烟》是静态的乡土社会文学志，《秋菊打官司》和《幸福到万家》则是同一部从现代性角度反思乡村的戏剧史。它们分别以不同的姿态，探讨底层百姓与自己生存所在空间之内的某种 " 法度 " 之关系。
然而，这里的 " 法 "，仍然不是依附于商业社会的现代法治，而是扎根于乡土社会的礼法、宗法、权力关系网等概念。
《幸福到万家》第四集，婚闹的事儿终于得到了解决：一张告示，宣布 " 万家庄此后禁止婚闹 "。
村支书万善堂最终取缔婚闹
明面上看起来，是为村庄向现代化进步做了一件大事，但事实上，当事人最需要的一句道歉，何幸福和妹妹始终没能等来。
一句诚恳的道歉，很难吗？
她们要的到底是什么？
四处奔走，要的是什么
两年前，我到河南新乡采访一位为丈夫和儿子伸冤的中年妇女。她住在村子里没有厕所的茅草屋，床头堆满翻烂的材料，十几年来，她自学法律术语和拼音，走坏了双腿；曾有长达十年时间，她在城市街头流浪度日，白天信访，晚上睡车站和桥洞。
见到这位大娘后，我在震撼中瞬间明白了什么叫 " 凭一口气活着 "。
在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乡土社会，人是真的可以仅凭一口气过一辈子的，这是一种糅合了现代文明元素的 " 土地性 "。
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后，就拥有了能保护别人和自己的气场
不过，在这位大娘的讲述中，我发现她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渴望，其实并不能被准确概括为 " 公义 "" 公平 " 等法治概念，而仅仅是单纯地 " 想要丈夫和儿子回家 "。支撑她活过这十几年的信念，是对丈夫和儿子的思念和依赖。
如果放在文学叙事里，这个故事会让叙事者略微头疼——究竟要不要将女主人公与现代流行的 " 女性主义 " 挂钩？
虚构的秋菊也一样。实际上，她从头至尾对 " 打官司 " 并没有明确概念，她只模糊地知道 " 要讨个说法 "，经历层层磨难，期间还怀孕、难产，到最后，她却不再执着于上诉了，反而是要撤诉。
秋菊不懂法，她要的只是一个说法
可就在此时，法院的判决下来了，村长被带走时，秋菊又慌了：" 我只是想要讨个说法，不是要抓人。"
本质上，秋菊与 " 河南大娘 " 的反抗，依然是一种依附于父权与夫权的反抗，她们仍旧被框定在传统礼法、人情社会的惯性与路数里。
恰恰因为秋菊把男人的 " 命根子 " 看得无比重要，恰恰因为入狱的丈夫和儿子是河南大娘的生命依靠，她们才会犟如老牛似地铆足劲往前冲，不顾一切寻求自认为的 " 公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