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不意味着该论调就是正确的。
因为，换个角度看，反例也并不少。
很多电影重点不在于暴露苦难，却也有国际大奖加身。
比如武侠动作片。
《卧虎藏龙》中，飞檐走壁、竹林打斗，尽显江湖快意，人情道义。
成为首部夺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华语片。
还有，家庭片。
在柏林拿下评审团大奖的《孔雀》，聚焦于普通平凡的五口之家，讲述历史更迭中的个体在梦想破灭后，满目寂然的命运。
让咏梅、王景春分别拿下柏林影后和影帝的《地久天长》，讲述三十年间，时代的洪流中，两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以及，爱情片。
张艺谋斩获银熊的《我的父亲母亲》，讲述一段质朴动人的爱情故事。
它不苦、不旧，也不丑。
反而以鲜亮明媚的光影，挣开了封建婚姻的枷锁，照进了自由恋爱的新气象。
此外，《十七岁的单车》其实也是一部青春类型片。
也书写了城市少年的成长烦恼。
围绕两个 17 岁少年的青春、爱情故事，至今仍是很多人心目中国产青春片的天花板。
可见，「抹黑中国」和获国际大奖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就像许鞍华所说，冲着得奖去拍戏通常是得不到的。
一方面，这些获奖作品的创作动机，都不是为了在国外拿奖。
《隐入尘烟》的导演李睿珺本就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
他的生活经历和对家乡的深厚感情，使得他一直热衷且擅长于讲述淳朴的乡土故事。
《活着》则是一次偶然间的发掘。
张艺谋其实一开始打算改编余华的另一篇小说《河边的错误》。
为了深入理解文本，张艺谋表示想看余华所有的作品。
他因此意外拿到了《活着》的清样，并完全被这个故事吸引了，才决定拍《活着》。
《三峡好人》的问世同样具有偶然性 。
贾樟柯在重庆拍摄纪录片《东》期间，正好目睹了奉节县的拆迁工人辛苦劳作的场景。
他被这些普通人默默挥汗的背影震撼，意识到三峡有很多故事值得挖掘和拍摄。
这才启动了后续的拍摄计划。
除了个人因素外，历史和时代因素也主导了创作动机。
社会的沧桑巨变，催生了很多乡土文学创作。
《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也都源于导演与作者对周遭环境的共同感怀。
贾樟柯的电影，也呼应了城乡转型过程中乡镇的变化。
以拆迁房、摩托车、传呼机、流行歌曲等特有的时代符号，开辟了底层叙事的电影空间。
记录了小武、崔明亮、韩三明、沈涛这些底层小人物的生存挣扎。
而另一方面，国际奖项的评选有各自不同的标准和流程。
奥斯卡评奖，很大程度上依靠公关公司的运作。
《一代宗师》能入围奥斯卡，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找到了当时还在好莱坞享有盛名的发行商哈维 · 韦恩斯坦。
戛纳的奖项决定权则更多在评委手中。
阵容每年不同，国籍构成多元化。
例如 2009 年，就有一半是东方面孔：
中国演员舒淇、韩国导演李沧东、土耳其导演锡兰、印度演员谢尔米拉 · 泰戈尔。
章子怡、王家卫 、李安、姜文等中国影人都曾担任戛纳评委。
每一位评委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最佳影片。
伊朗大师阿巴斯就力捧侯孝贤的《戏梦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