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听起来像是一套繁杂的流程，甚至是对创作的限制，但实际上却是提供了更清晰的边界，和专业内容完全得到保障的安全感。
正如李晓亮说的那样，任何创作都不可能完全自由。几乎所有剧本在创作过程中，都会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议，这些建议大多时候是主观的，没有对错之分。而在《底线》的创作过程中，很多建议都是 " 确定的东西 "，比如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内容，不合法理的逻辑等等。在费慧君看来，这样反而是效率更高的方式。
除了编剧团队外，" 采风 " 的主体，还包括导演和演员。在刘国彤看来，参与到《底线》里的每个人，都需要深入其中去体验，这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法官每天都干什么，书记员每天都干什么，这些都是很细节的事情，光靠聊是没用的，得像实习生一样跟着他们去做。"
另外，剧中呈现的很多细节，也都是在现场捕捉到的。例如，剧中 " 方远 " 吐槽法院夏季制服 " 又厚又难看 "。这激起了一些从业者的共鸣，微博上就有法官发了自己穿夏季制服的照片，调侃：" 你猜《底线》为啥不穿夏季制服拍呢？"
刘国彤提到了这个细节，剧组在法院体验时刚好是夏天，身边的法官们就经常向他们抱怨夏季制服，" 面料是毛呢，很厚又很扎人，里面还加了一个内衬。" 此外，像第一集所提到的关于电子机器人、电子档案的讨论，也是法官们日常 " 吐槽 " 的问题。
" 我们在经过亲身体验之后，把很真实的内容呈现到了剧里。" 刘国彤说。
找到一种表达方式
虽然收获了大量的素材，但剧本创作的过程仍然很坎坷。最根本的难题在于，法官的职业特点，天然与戏剧规律存在冲突。
在剧本创作中，需要尽可能地把人物拧在一起，碰撞才能带来故事。但法官是个 " 慎独、慎言、慎行 " 的职业，同事与同事之间、法官与律师和当事人之间，都不能轻易发生联系。其次，一个故事要求人物有目标和行动线，但法官则是居中裁判，不预设立场。
种种困难之下，《底线》剧本的一稿完成得并不好。最初的想法是 " 人带案件 "，先建立了由 " 方远 "" 徐天 " 等人组成的 " 四人小团体 "，再讲述他们是如何办案的。但后来发现，这样并不符合逻辑，因为 " 律师和法官不能走这么近 "，而且职场先行的逻辑，也会让观众很难入戏。
" 所以只能让徐天不停地办星城法院的案子。" 李晓亮开玩笑地说，" 或者打羽毛球偶遇之类的，才能规避这个规定。" 经过讨论之后，他们发现 " 案件带人 " 的思路更有效，让所有的人物关系都发生在案件发展的过程中。
思路改变后，案件本身，就成为了《底线》的核心的 " 轴 "。
剧中案件的创作过程遵循两个方向。其一是展现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的成果，其二则是呈现新时代的新矛盾。因此，《底线》几乎容纳了近几年来在社会上引发热议的所有话题，包括网红直播、性骚扰、婚姻关系等等。
" 其实从情节的烈度来说，性骚扰的案件肯定是比不过性侵的，我们可以选择讲更剧烈的故事，更猎奇，但讨论的广度和深度不够。" 费慧君解释道：" 其实性骚扰的几个案件，最后希望探讨的是整个社会男女交往的尺度在哪里。"
设置案件 " 对照组 "，也是出于主题先行的目的。剧中，" 李芳凝案 " 和 " 符祥职场性骚扰 " 的案件几乎同时发展，后者聚焦的则是并不常见的 " 男性被性骚扰 " 的故事。" 制造对立很简单，但我们更希望能够探讨更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把话题聚焦到男女对立上去，而是想让大家感受到，法律在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人。
相比于大多数由案件串联的 " 单元模式 "，《底线》里的 " 多案并行 " 是一种不太常见的叙事结构。
刘国彤解释道，一方面是考虑到客观的案件审限问题，每个案件的解决时间不会完全相同，所以比较大的案件就会铺得比较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够多角度地阐释法理，比如前文提到的两个 " 性骚扰案 "，就是从不同性别的视角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