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1988年成立，因拍摄电影未经批准上映而被捕。
1991年开始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诉，认为自己的被捕违宪。
直到1996年，才得到判决。
这次判决，为后来的韩国电影分级制推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法律依据。
之后的推行政策，也都是顺水推舟，开花结果。
而抗议银幕配额运动，他们也从未停歇。
1999年著名的「光头运动」，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
长达两个多月的抗议，最终以电影人的胜利告终。
政府许诺，维持146天的本土电影上映期。
但，这个许诺仅仅持续了4年。
新政府上台后，削减银幕配额又提上议程。
2006年，韩国电影人再次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可惜的是，这次他们以失败告终。
银幕配额，从每年放韩片146天减半为73天。
张东健抗议削减电影配额制
也就是说，这次抵制银幕配额削减的运动，实质上只是延缓了政策推行，但并没有改变最终的结果。
韩国电影人，只能在减半的银幕配额下，用更优质的电影与好莱坞大片竞争。
他们开始积极地汲取好莱坞类型片的养分。
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与本土议题巧妙结合。
1999年，姜帝圭导演的《生死谍变》上映。
此片借欧美谍战片的外壳，聚焦于南北题材的内核。
一经上映，便打破了《泰坦尼克号》的票房纪录，也拉开了韩国类型大片的序幕。
2001年，《我的野蛮女友》横空出世。
这部爱情喜剧片，带领韩国本土电影，将市场份额冲破了50%。
在整个泛亚地区，都产生了现象级影响。
而现实题材，也日益受到青睐。
越来越多导演，开始大胆尝试改编真实事件。
2003年，《实尾岛》和《杀人回忆》接连实现了「千万观影人次」。
那一年，韩国总人口，仅为4789万。
2020年奥斯卡颁奖礼上，奉俊昊击败了马丁·斯科塞斯，获得最佳导演奖。
台上，他向自己的偶像致敬。
他们这一代人，都曾是好莱坞电影的忠实学徒。
而在三十年后，巨大的技术代差，几乎被抹平。
事实上，在银幕配额被削减后，韩国电影人并没有气馁。
而是用优秀的本土创作，在数量和成本完全不占优势的形势下，抢占了近半的市场。
图源：凡影周刊
而之后的十多年里，韩国电影又实现了全球化的文化输出。
从欧洲三大电影节，到奥斯卡，尽数被他们手入囊中。
可见，只有基于本土创作，才有真正做到文化的自信。
电影从来不只是电影。
其影响力，也是直接作用在社会上的。
《梨泰院杀人事件》，推动了1997年的案件重审，两名嫌疑人在2015年被引渡回国。
《熔炉》上映后仅37天，韩国国会便以207票赞成、1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
《辩护人》上映后第二年，当年的5名被告改判无罪，时隔33年后沉冤得雪。
「韩国什么都敢拍，但什么都不改。」
这句常见的言论，早已成为了一句无知的笑话。
但，电影其实又只是一个缩影。
点开《共犯者们》，可以看到无数韩国记者的奋斗。
面对韩国的政府操纵、官商勾结，他们飞蛾扑火一般，捍卫新闻自由。
但，正如卡夫卡曾说的。
「冬天用斧头打湖面上很厚的冰，是打不破的，可是会惊醒冰面下的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