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中国乘客究竟会从哪里弄到女装?对此,那些声称看到他们换上女装的人始终无法解释清楚。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8个人中只有5人找到了女装,并靠此进入救生艇,那2名遇难的中国乘客为何没有通过相同的方法逃生。方荣山从水里获救出来时,身上没有披肩,穿的也不是裙子。
有一名9岁的幸存者小弗兰克·戈德史密斯,为C号折叠式救生艇上中国乘客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关键信息。他由母亲领着登上了C号折叠式救生艇。在1943年的一次采访中,小弗兰克说他记得自己朝船尾望去时,看见4个中国人蹲在那里。他认为,“他们身着黑色长外套和圆帽子,可能在混乱中被当成了女人。他们静静地坐着,双臂合拢插在飘来飘去的袖子里,脸上毫无表情。”
这些中国人在进出英国的船上工作了很多年,他们有深色外套,是合情合理的。他们有很多时间要在甲板上值班,或者在天气不太好的情况下在户外工作。在那个没有合成纤维的时代,一件羊毛大衣是抵御恶劣天气既有效又经济的保护措施。其他三等舱的男性乘客都没有穿羊毛大衣,如果有的话,他们可能也会受到类似“扮成女人”的指责吧。
事实上,泰坦尼克号上至少有3名男性乘客通过假扮女性得以登上救生艇,但他们都不是中国人。在美国听证会上做证时,丹尼尔·巴克利公开承认:“我当时在哭。船上有个女人,她把披肩披在我身上,让我待在那里。我觉得她应该是阿斯特太太。他们没看到我,就把船放下水,我们的船就划走了。”爱尔兰人爱德华·瑞安在1912年5月6日的一封信中向父母坦陈了自己的欺骗行为,说自己“把毛巾盖到头上,然后悬在背后。……然后,我非常僵硬地走过那些高级船员,他们宣称要射杀第一个敢上救生艇的男人。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他们以为我是个女人。我抓住一个绝望地站在旁边的女孩,和她一起从9米高的地方跳进了救生艇。”五副哈罗德·洛也在证词中说,他在14号救生艇上曾发现一名打扮成女性的“意大利人”:“他在船尾,头上披着一条披肩,我猜他还穿了裙子。不管怎样,我从他脸上扯下披肩,发现是个男人。”
事实上,这两项针对中国乘客的不同指控(假扮女人和藏在船底),它们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如果这些人能够躲藏起来,那么他们就不需要伪装自己了;如果他们能假扮女人进入救生艇,那么登上救生艇以后,他们就不需要躲藏起来。总之,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其中任何一项指控。
救生艇是在平静中离开的
既然任何人都没有机会在C号折叠式救生艇装载下水前进入其中并躲藏起来。那么,这4名中国乘客只可能是正当地进入C号折叠式救生艇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像其他乘客一样进入救生艇的。
他们进入救生艇后,也未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根据救生艇的装载顺序和下水时间表,可以知道C号折叠式救生艇是在凌晨1点40分到2点之间离开“泰坦尼克号”的。这一时间与“泰坦尼克号”沉没时间大致相吻合。负责C号折叠式救生艇的舵手乔治·罗在描述它下水过程中所遇到的难度时曾提到这一点。
C号折叠式救生艇的装载下水过程比较困难,因为“泰坦尼克号”的船体正在向左舷倾斜。但没有发生骚动,因为C号折叠式救生艇离开时并没有装载满员——它载走了43名乘客和船员,比它的最大容量要少4人。
在“泰坦尼克号”最终沉没前20分钟离开的救生艇并没有超载,也没有发生什么冲突行为,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但在凌晨2点的时候,随着船体下沉,“泰坦尼克号”的船尾已经变成了相对高点,看起来相对安全,许多还留在“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已经开始向上移动而不是向海水方向移动。而且,在船即将沉没的时候,船上所有的固定式救生艇都已下水,大多数乘客可能不知道还有4艘折叠式救生艇。船在向左舷倾斜,上层甲板的部分结构有可能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使人们看不到C号折叠式救生艇正在装载下水的情景。事实上,5分钟后,D号折叠式救生艇离开时空位更多。
是否能进入救生艇,主要取决于在救生艇装载下水时你是否已经在救生艇甲板上。这几个中国乘客在拯救自己生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聪明才智和顽强的意志,结果却受到来自同船乘客的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指控——躲在救生艇上,假扮女人,被“泰坦尼克号”的高级船员用枪指着也不下船,等等。但证据表明,他们乘坐的C号折叠式救生艇是在非常平静的情况下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