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新浪潮名导让-吕克·戈达尔去世后，英国《卫报》向迈克·李、马丁·斯科塞斯、卢卡·瓜达尼诺、伊莎贝尔·于佩尔等世界各国的电影人发去电邮，请他们谈一谈自己对他及他的作品的认识与看法。这些电影人也都据实以告，或崇敬，或不解，而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将戈达尔视为电影史无法被忽略的名字。
戈达尔的去世让我情绪低落，想起了许多往事，悲伤不已——尽管对于他后期作品之古怪，我至今仍有保留意见，而且相信和我有相同感受的人，应该也不在少数。我回想起了1960年，那年我17岁，正是最爱看电影的年纪，刚从老家索尔福德来到伦敦，就赶上了《精疲力尽》引爆伦敦各大影院。在那之前，我看的全都是英国国产片和好莱坞电影，一部外语片都没看过。《精疲力尽》真的是让人看得精疲力尽。那自由奔放的外景拍摄、自发而又可信的表演、天马行空的古怪创意……处处皆在挑战观众对于电影的固有概念：那真是最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的快乐天堂！
当然，我来伦敦后也接触到了许多别的外国导演，尤其是特吕弗——从本性出发，我可能偏爱《四百击》《朱尔和吉姆》要远多过戈达尔的任何一部作品。但事实就是，主导那些年里的电影叙事革新的，除了戈达尔再无第二人。他一年推出一部新作，我和我那些迷影同志则如饥似渴地来者不拒，而且每次散场后都会围绕影片争论到深更半夜。本人最喜欢的戈达尔作品：《赖活》《卡宾枪手》《法外之徒》《我略知她一二》。再后来，我也不知怎么的，又对《周末》偏爱有加起来。
从《精疲力尽》开始，戈达尔便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电影和电影究竟可以拍些什么。论大胆，再也没有哪位导演能与他相提并论。看看《赖活》或是《轻蔑》又或是《美国制造》，你会意识到他正当着你的面，将自己的电影整个拆散然后又重新组合了起来。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甚至于就连下一帧画面会变成怎样，也都完全无法预料——这就是他，每一帧画面都投入了心思。
他没有哪部电影是从头至尾满足于同一种节奏、同一种情绪或是同一种视角的。看他的电影，你不会觉得是被带入了某种梦境，相反，它们会将你从睡梦中给叫起来，而且不论再重看多少遍，都是这种感觉。很难接受他去世的事实，但如果说真有哪位艺术家离世之后仍能靠他作品在人间留下痕迹的话，那就是戈达尔了。电影和观众之间的关系，现在已越来越沦为单向作用，观众越来越像是纯属被动的受众，这时候戈达尔那些电影的与众不同之处，也就更加明显了。电影分戈达尔之前的和戈达尔之后。他用十五年的时间，将电影拆开了再组合起来然后又再拆散开来，最终让电影成了他手里的魔方玩具。戈达尔和鲍勃·迪伦一样，都是他们那个时代永远让人琢磨不透的星辰大海。戈达尔是引用方面的戏法大师，所以他应该会欣赏《历劫佳人》里玛琳·黛德丽饰演的坦雅说汉克·昆兰的那句话：“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你怎么评价他，又有什么要紧呢？”我第一次看戈达尔的电影，是在大学的电影课上。当时我23岁，电影知识相当贫乏。老师给我们放了《一切安好》，整个电影说的就是香肠工厂里的一次罢工。电影放完，我整个人懵了，这电影说了什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电影存在？老师问我们，相比我们过往看过的其它电影，《一切安好》有何不同之处？这让我一时语塞——它带来的那种触动，在当时是很难用语言说清楚的，不过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同学回答说，她觉得《一切安好》的最大不同在于，字幕出现的位置，要比她以前看过的那些外国电影更高一些。
随后老师带领大家具体讨论，我们渐渐意识到《一切安好》的每一帧画面，其实都是在挑战观众：这绝对是一部政治的、激进的、革命的电影。而它的主演又是简·方达，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大明星。后来，我自己当了导演，短片《我不在这里》（I'm Not Here）里也拍了一个超市里的重复移动摄影镜头，正是受到了《一切安好》的启发。听说戈达尔去世的消息，我翻出了书架上的《戈达尔谈戈达尔》（Godard on Godard），找到了当年第一次看的时候就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那一段话：“我不光是拍电影的时候在拍电影，我做梦、吃饭、看书、跟你说话的时候，都是在拍电影。”戈达尔教会我的就是，拍电影要成为占据我人生每时每刻的事情；他还让我知道了，要把自己从所谓的电影规则中解放出来，永远都要记得去创新，保持一颗玩心，永远不要停止学习新东西。1985年，我14岁那年，第一次体会到让-吕克·戈达尔这个名字——或者说，是他那个早已成为旷古传奇的姓名缩写JLG——的超凡力量。那天，在我度过青春时代的那座黑暗、压抑的巴勒莫小城里，我忽然撞见一群人正在电影院门口暴跳如雷、疯狂嘶叫，而电影院里正在放映的，就是他的作品《向玛丽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