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达尔和电影的关系，就像是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与小说的关系。斯人已逝，但对后来者的影响力经久不衰。戈达尔的影响力，戈达尔的电影激情，让我们这些后来者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的去世是我们所有人的损失，说永别太艰难，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次相见。我与他素昧平生，但他某次曾跟人夸奖过我的电影，这份鼓励我将永远珍藏心间。所以，女士们先生们，请脱帽起立，向这位天才的逝去致敬。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某天，少年的我去了伦敦波多贝罗路的Daddy Kool唱片店，想买些雷鬼乐唱片，结果却发现店关门了。天正下雨，我心茫然，于是决定去附近的Electric电影院看看有什么节目，那影院当时是一片破败。我到的时候，《狂人皮埃罗》马上就要开始放映了，我事先对这部电影一无所知，买了票就进去了。结果，我整个人都看傻了，它表面看似惊悚片，但与我过往看过的任何电影都很不一样。演员会转过身来直接冲着镜头说话。配乐的起始和停止，也都刻意逼使你去注意它们是如何操控观众情绪的。剧中人物会随机地忽然开口唱歌或是表演滑稽段子，在各种电影类型之间瞬间转变。《狂人皮埃罗》既热情又浪漫，既愤世又淘气，同时又能做到由头至尾触动你的内心。那一天，我也彻彻底底地爱上了戈达尔的缪斯女神安娜·卡里娜。
电影放完，我第一次意识到了究竟什么叫作电影导演。绝大多数电影所遵从的那些规则，全被这部电影炸得粉碎，而且还炸出了光辉灿烂的效果。电影散场，我走出电影院，走进大雨之中，喃喃自语道：“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也想要拍电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但最终我竟梦想成真——要怪就只能怪戈达尔，都是他的错，害我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几十年后，我又一次来到了Electric电影院，那里已重新装修，焕然一新，我去是要在那里为我第一部电影挑选演员，《戴珍珠耳环的女孩》。我的电影梦由此地开始，在此地实现，感觉也算圆满了。戈达尔的早期电影，生动而又浪漫，都是真正的法国新浪潮作品。后来，他的电影里知识分子味道越变越浓，越来越晦涩难懂。每次他有电影在戛纳电影节首映时，他的新闻发布会总是热闹非凡，人山人海。到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与其看他拍的电影，还不如听听他是怎么谈论电影的。当然，他绝对是一位伟大的创新者，将电影的艺术做到了极致，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了各种极限。我和他第一次接触，是在电话上。他打来电话，说想要找我演戏，希望能见一面。我答应了，几分钟之后，他就出现在我家，开始讨论这部《各自逃生》。他喜欢称之为自己的“第二部处女作”，因为他在这里重新回到了相对更为传统的电影形式，告别了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实验电影风格和政治电影路线。
《各自逃生》没有完整的剧本，他交给我的只有一些场景片段、一些诗歌、歌曲和油画。他只告诉我说，我在片中扮演的角色也叫伊莎贝尔。当时我正在美国拍摄迈克尔·西米诺的《天堂之门》，原定时间到了电影还没杀青，于是戈达尔亲自来了一次蒙塔纳，想看看我怎么样，跟我聊聊。拍摄《各自逃生》的时候，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指导我们讲台词的方式。千万不要以为他拍戏很随性，其实他在很多地方的要求都相当明确，例如演员讲述台词的语气语调，都有明确要求。在这部电影里，他要求我们讲某些台词的语调，说得要有一种引述或者是神谕的感觉，让它们不再仅仅是普通的对话，而是多了许多余韵和分量。而且，我和他拍的那两部电影里，完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演员即兴发挥，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结果，从无半分犹豫。但他也鼓励我们自己平时多加思考，想到什么东西就写下来，交给他看。他一直说他很喜欢思考，也喜欢自己电影里的人物处于一种思考的状态。某天他告诉我，说我看上去像是一个经常在思考的人，这表扬让我受宠若惊。后来我们拍摄《受难记》的时候，戈达尔希望我说台词的时候可以口吃，因为我演的是一个工人阶级的角色，他觉得这种抽象的做法可以更好地表现工人阶级在面对各种困难时的弱势处境。某年在戛纳电影节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也说过法国电影一直太轻视工人阶级了，没有好好拍摄关于他们的故事。
至于他最后那几部电影，在我看来，它们的力量、趣味和前卫程度也丝毫不减当年。他一直都在用电影提问，直到最后。他是远见者，所以现在他走了，留下我们这些人，多少会有一种就此沦为孤儿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