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阿尔兹海默病，无论现在未来，根据我们的各种医学调查和统计，它对我们国家社会家庭都是很严峻的考验。同时，它有一个很可怕的特征，就是记忆的消失。我也一直在思考记忆这个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什么都不记得，我们算不算来过？这种哀伤的底色连同上述种种，组成了《妈妈！》这部电影，我觉得它有人文关怀，同时它也具有现实意义。
你从很早开始拍老人，对这个群体和这个阶段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观察和体会？
杨荔钠：老年这个群体，是我一直都很关注的议题，从我的创作规律来讲，老年议题、女性话题，包括儿童，好像自然而然自发地组成了我创作的一个脉络，我的镜头就没有离开这些社群和人群。从老年这个群体中，我们其实能看到很多东西，比如这一代人他们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流，他们面对自己人生境遇和历史的时候，是怎样的想法和态度？ 包括他们会有面对自己老去甚至自己和世界告别的方式，我常常觉得，一个人怎样老去，也体现了这一个人怎样的来过。这些都是不断吸引我的地方。
而随着中国逐渐进入老龄社会，很多问题很严酷地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包括阿兹海默病，每个病患身后又是一个家庭，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调研的，无论是从医学研究还是文学作品，包括拍摄对象，不只有真正的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还有家属，包括我们也有很严谨的医学顾问，来为片中的情节发展提供依据。
晚年生活和阿尔兹海默病在过往的影视作品中也有表现，但这样倒置的关系里是一种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凉，这样的一个身份倒置为叙事打开了怎样的空间？
杨荔钠：我写的时候是觉得，对人物的延展，还有对叙事的那种深入，都有了一个新的定义，也会提醒我们疾病不是长辈的特权，人生有很多意外和不可能预知的东西，随时都会发生。同时，像这样没有后代延续的家庭结构的养老问题，在未来可能也会有更大的普遍性。它可能不是一部电影能解决的，但好在我们的电影可能会让看到的人，能多想一层。
这也是电影人做电影的一个意义，提出问题，可能解决不了，但这个问题很严峻，老龄化社会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怎样安放老人，也意味着我们未来怎么安放我们自己。
从外部来看，我们的社会已经在积极地在想各种办法，完善基础设施和整个养老体系的建设，但是疾病和人老去后的那种孤独本身，这个东西就是终极的问题，没有任何人可以承担。向内的这部分也许电影可以给我们一部分警醒和意识，让我们慢慢接受这个过程。我觉得《妈妈！》这个电影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关于爱的力量。
澎湃新闻：影片中作为考古学家的父亲是缺席又始终“在场”的，在你构建这个家庭时，怎么安放这个人物和他对母女的影响？
杨荔钠：父亲就是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他是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存在，包括他的工作，他的那本日记。在观众眼里父亲是个逝者，在女儿眼里他是复活的，同时这个家庭虽然破碎了，但是这个家庭他们曾经有那些过往，曾经我们每个人都能同样体会到那种彼此相爱的心。
澎湃新闻：《春潮》和《妈妈！》都是有超强的女演员撑起来的戏，怎么选到了这样两位女演员？以及怎么评价她们的表现？
杨荔钠：老实说，我在选择的时候，我是知道我没有更多的选择的。因为在她们身上，你可以看到很难得的演员身上的那种书香气和知性的美，这种气质不是用外部造型能塑造出来的。吴老师出身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世家，她的父亲也是大学老师，她从小受到的这种熏陶让她的气质是从骨子里带来的。奚美娟老师阅读量也很大，平时也看很多书，自己也写文章，这些都是我们在事后了解才知道的。所以在选择演员上，能由她们二位来塑造这样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母女，我认是不二人选。
《妈妈！》剧照。吴彦姝最初找演员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剧本，就只是有一个故事的大纲。女儿的角色如果说我还是有选择的话，85岁母亲这个角色其实是更难找的，锁定吴老师后我就很笃定那个角色一定是她。在这个年龄段，能够做到电影里现在这些表现的，她的加入其实像是帮我完成了一个我的梦。
《妈妈！》剧照。奚美娟女儿的角色其实会更难，她的状态是不断变化的，这个变化过程其实对一个演员来说要做很多功课，要把自己这种情感处理得很细腻，该放的时候要放得出来，然后观众才能感受到。奚老师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有功力的演员，她的职业素养和表演功力是经得住任何角色的考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