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1日，人们在美国华盛顿白宫外参加抗议活动，要求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该监狱用以关押“9·11”事件后美军在全球反恐行动中抓获的嫌疑人，因多次传出虐囚丑闻而臭名昭著。
1999年4月9日，在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小城楚皮亚附近的村庄里，42岁的薇拉·米哈洛维奇站在被炸毁的房子前失声痛哭。
2003年12月16日，驻阿富汗的美军在阿富汗中部的瓦尔达克省巡逻。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海外战争。
政治操弄致使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全球最高，枪击事件夺走众多无辜生命，暴力执法让移民难民处境艰难，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和攻击愈演愈烈，单边主义在全球引发人道主义灾难……近年来，美国国内人权状况不断恶化，霸权主义和拱火行为加剧地区冲突和危机，美国自我标榜“人权卫士”，实为“世界人权事业最大的破坏者”，其虚伪面目正在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识穿和揭露。
如何评价近年来美国的人权状况，特别是与枪支暴力、新冠肺炎疫情、种族歧视、强迫劳动等相关的问题？
李云龙：枪支泛滥导致涉枪暴力、凶杀和自杀事件激增，已成为美国社会难以根治的“顽疾”。今年5月14日，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家超市发生枪击，10人被打死；5月24日，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市罗布小学枪击案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9名儿童；在今年为期3天的“独立日”假期期间，全美几乎每个州都发生了枪击事件，数量多达500余起，共造成至少220人死亡、近570人受伤……这些只是美国枪支暴力问题的“冰山一角”。仅2021年，美国发生的恶性枪支暴力案件就达到创纪录的690余起，枪击事件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的4.4万余人。
一声声枪响折射出美国治理失灵的现实。什么是造成美国枪支泛滥的重要原因？一是畸形的持枪文化。美国社会把个人权利片面地置于社会安全之上，只讲持枪人权利，不讲私人持枪对他人的威胁和伤害。他们把个人持枪权绝对化，认为持枪权是美国人“生来就有的天赋权利”，宣称“枪支是自由的保障”“限制持枪就是限制个人自由”。这种无限放大个人权利、夸大拥枪意义的畸形持枪文化成为美国社会主流，支配了行政、立法和司法过程，塑造了社会运行模式和个人行为方式，导致枪支泛滥，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二是利益集团阻止美国控枪。美国拥有庞大的枪械制造、销售和服务产业，且发展迅速。美国枪支弹药产业营收增长迅猛，从2008年的191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705亿美元。枪支行业联合起来形成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开展广泛的拥枪游说和宣传活动。1998年至2020年，美国反控枪利益集团花在政治游说方面的资金超过1.7亿美元。这些利益集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深度介入美国总统选举和国会议员选举，帮助拥护持枪权的政客赢得选举。
三是两党恶斗削弱枪支管控。美国民主持续衰退，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90%的民主党支持者认为降低枪支暴力的相关法案应优先于保障持枪权的相关法案，56%的共和党支持者则认为保障持枪权的法案应优先于降低枪支暴力的法案。两党恶斗导致控枪立法难以推进，或者使控枪法案内容空洞。
郝亚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拥有先进医疗技术和丰富医疗资源的美国，民众生命权和健康权遭漠视和伤害，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均居世界首位，其中土著居民、拉丁裔和非洲裔群体遭受疫情的影响远比白人严重，种族不平等凸显。可以说，疫情像一面镜子，照映出美国长期存在且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
美国社会长期存在制度性、系统性、结构性的种族主义，充分说明美国的人权在不同种族之间既不普遍也不平等。少数族裔在执法司法领域中遭受着赤裸裸的不公正对待，在经济与社会保障领域中与主体种族存在明显的差距，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承受着种种或明或暗的区别性对待。
以执法领域为例，2020年5月25日，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街头被白人警察残忍跪杀的消息震惊全球。然而上述事件绝非个例。2014年7月17日，几名纽约白人警察在逮捕非洲裔男子埃里克·加纳时，使用被明令禁止的锁喉动作致其窒息死亡。加纳未携带任何武器且全程高举双手，在多次申诉无法呼吸的情况下，仍被从后边勒住脖子不松手，头被挤向人行道，最终失去知觉并导致死亡。“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我无法呼吸”就成为非洲裔反对警察暴力乃至种族歧视的代名词。弗洛伊德临死前不停呼喊“我无法呼吸”并苦苦哀求挣扎的画面，再次唤起了非洲裔美国人的悲惨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