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近代著名的围棋爱好者，有关曾氏“嗜棋”的探讨，已有较多文章述及（如吴强《晚清湘军系统围棋活动探析》、眭达明《曾国藩的棋艺及其他》等）。这些研究多据《曾国藩日记》展开，惜乎未做全面梳理，故相关论述多为印象式论断。根据笔者统计，《曾国藩日记》明确记载下围棋的日期共计3468天，确切记载的围棋局数多达8361局。仅从文字记载来说，曾国藩堪称中国古代记录下围棋次数最多者。
曾国藩的围棋事业，大致可分三阶段：一是早年的“围棋焦虑”时期，时在道光中期至咸丰九年（1859）。此期，围棋对曾国藩而言是一种娱乐，与修身等活动产生激烈冲突；二是军中围棋时期，为咸丰九年（1859）至同治三年（1864）。这一阶段，围棋成为曾国藩戎马倥偬之际消遣及安顿紧张情绪的方式。此期曾氏弈友多为幕友；三是同治四年（1865）平定太平天国以后。此时曾国藩为督抚大员，围棋成为中兴事业奋斗中安顿心灵的消遣手段。兹分阶段论述《曾国藩日记》所见曾国藩的围棋经历，并略述围棋何以成为曾氏日记中未曾明言的“日课”。曾国藩很早就与围棋结缘，这并不奇怪，围棋本是传统文人的基本技能，至迟在1839年，曾国藩日记已清晰显示曾氏对围棋的浓厚兴趣。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曾国藩日记明确记载下围棋事宜。此期，曾国藩下围棋的时段较为随意，与之对弈的人也没有特殊身份。只要有机会，曾国藩即与人对弈。其日记所载也较为简略，多是“与某某对弈”等。
曾国藩下棋多在较为闲暇时期：有时是赴人家宴会期间，如道光十九年四月初四日，“唐家重开宴。下半天着棋，夜打牌。”有时是在书院祠堂歇息时，如道光十九年八月初八日，“阴凉。至书院祠。下棋。”有时是出门闲游时，如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卅日“饭后出门闲游……走少鹤处围棋，未正始归”。一旦有闲，曾国藩即与人对弈，可见其于棋事兴趣之浓。在翰林院任编修时，由于业余时间更为充裕，曾国藩的围棋活动更为频繁。却也正是在翰林院后期，曾国藩加入了京师的理学团体。在以河南的理学群体倭仁、李棠阶等人的指导下，曾国藩开始了严格的道德自我审视和修身省察。由于这一群体的日记需要互相传观、互相批阅，因而对日常生活的省察就更为激烈，而日记也不能不对此作出道德省思（彭勃《道咸同三朝理学家日记互批研究》）。在严格的自律要求下，围棋对曾国藩而言，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休闲方式，而成为“眼中刺、肉中骨”，成为一个必须直面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湘潭王凤喈在《曾文正公手写日记影印本序》中指出曾国藩日记纪事三大类之一为“修德性”，其中消遣类即是围棋散步，即点明曾国藩围棋与修德性之密切关系。下围棋需花费大量时间，这些时间如用于读书或处理其他事务，在传统理学家看来，显然更有意义。由此，曾国藩不能不将围棋作为省身素材，进行深刻反省。其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日记云，“见人围棋，跃跃欲试，不仅如见猎之喜，口说自新，心中实全不真切。归，查数，久不写账，遂茫不清晰，每查一次，劳神旷功。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从中可见，对曾国藩而言，此时的围棋与名利、好色、见猎心喜等成为同等且必须克服的欲念。宋代理学家所号召的“存天理、灭人欲”施之于围棋活动上，成为曾国藩鞭策自己的准绳。跃跃欲试的下棋念头，妨碍了进德修业，于是成为灵魂深处必要的革命对象。由此，曾国藩的内心产生了裂痕。从本性上而言，他想下围棋，围棋能给他带来快乐。可神圣的道德自律与师友的日记监督让他不能下围棋。这二者的纠缠斗争则让曾国藩痛苦不已。
道光年间，尽管部分敏锐的士大夫已意识到国家深重的危机，但京师的士大夫们多数并未有这等觉醒，他们不断地参与各种宴会活动，饮酒、雅集、作诗成为他们延续所谓“乾嘉风流”的基本表率。这一时期，京师士大夫宴饮活动甚多，客观上也为围棋活动的热烈开展做了铺垫。赵慎畛(1762-1826)《榆巢杂识》载嘉道时期京师团拜宴会之盛云：“近京师纷闹团拜，大奏征歌聚饮，夸盛斗靡，究之对面而人不相识，接席而心各多猜，转至长奢靡之习，甚可慨叹。然不能特立独行而不与此约。”一时士大夫较为清闲，聚会活动多，故往来频密，而消遣之戏如围棋等时有发生。自然，士大夫的这些行为促进了京师围棋事业的发展，不过一批相对保守的理学的士大夫也开始道德互勉互助。山东黄县人贾樾（字树堂）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早上，就劝诫曾国藩把围棋给戒了。曾国藩这天的日记写道：“今早，树堂教我戒下棋，谨当即从。”看起来，益友的规劝似乎起作用了，然而没过几天，曾国藩又故态复萌。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日记云，“与子敬围棋一局。前日服树堂之规而戒之，今而背之，且由我倡议，全无心肝矣。”此时曾国藩十分懊恼，不仅因为破了“围棋戒”，还由于这次围棋破戒之举动是由自己动议的，无怪乎他自责“全无心肝”。围棋的癖好令曾国藩陷入自责的道德紧张境地，但内心求得舒适，想要下围棋的念头又往往占据上风，对曾国藩而言，解决的办法只有忘却二者的冲突，内心的焦虑方能得到缓解。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日记云，“辰正，岱云来早饭，与同至刑部署内看黄兰坡。前日与树堂谈及此事，谓君子怀刑，不应轻蹈险地。本日，乃邀岱云同去，盖狃于世俗酬应之恒也。在彼处围棋数局。”这一天，曾国藩狠心下了好几局围棋，体验了一把放纵的滋味，而他的日记则没有对此作任何的反思。不过，这种放纵自我的行为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由于身处一种道德自省的紧张氛围中，曾国藩下围棋偶或仍引起内心的波动与不安。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日记云，“阅《山谷集》，涉猎无得，可恨！好光阴长是悠忽过了。又围棋一局，此事不戒，何以为人？日日说改过，日日悔前此虚度，毕竟从十月朔起，改得一分毫否？”在这一天日记中，曾国藩以对话体的形式来了一场心灵深处的对话。他以客体身份对自己当日又下一局围棋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再度对这种虚度光阴的行为表达严厉的自责。这种反省不断给自我施加压力，试看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日记云，“晚饭后……又围棋一局，何以为人？归已三更，倦极。本日扰扰，几不知有所谓自新者。”从中可见，曾国藩对围棋的怨恨在不断增加。可以说，这一时期曾国藩内心经历极为强烈的道德自励时期，经过诸多师友的协助，内心产生各种极端的道德自洁运动。曾国藩对下围棋行为的强烈反省，并非是单独的行为，而是置于整个进德修业的道德自励系统中。试看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日记云：“晏起，直不成人。日高三丈，客已来矣。翰城来，留吃早饭。讹言是日某武臣部拟斩立决，人邀同往西市观，欣然乐从，仁心丧尽，此时悔之而不速返，徘徊良久，始归。旷日荒缪至此，尚得为人乎？读海秋《浮邱子》一篇，读史十叶。蕙西来久谈。料理公事二三端，已晚矣。又断送一日。夜，走雨三处，求写寿屏，渠不得闲。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复走子贞处。无事夜行，心贪嬉游，尚说甚学！又围棋一局，要日课册何用？”从十二月十六日曾国藩日记的反省来看，其主要的焦虑与反省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对于浪费时间的深刻警惕。在曾国藩看来，浪费时间的举动包括譬如观看处决刑犯等。二是对于琐碎日常的不满，不知不觉之间，一天时间有过去，所谓“断送一日”。第三，是对于内心的好色等念头的警惕，以为是“禽兽”所为。这是道德层面的自省。第四，对于夜间活动的不满。第五，是对于围棋活动本身的不满。这主要在于围棋阻断了他的日课。总体而言，曾国藩当天的反省内容大体可分三部分，一是对时间的高度重视，禁止嬉戏游玩浪荡等；二是对修身的执著，凡是不符合道德的所思所想，均予以警惕；三是对于日课的坚持，凡是中断日课，打乱日常行为规则，内心就颇有不满。然而，在整个道光年间，曾国藩尽管进行了严格的道德自律运动，但从未根绝下围棋的嗜好。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一次深刻反省之后的五天后，曾国藩晚上再次围棋一局。这时，他的内心已经没有那么多纠葛。这表明，在长期地克制下围棋的心理对决中，他暂时决定放下那种让自己焦虑和紧张的自律，而妥善顺遂内心的基本需求。由于道光年间曾国藩日记有不少缺失，我们无从推测曾国藩何时恢复自己的围棋兴趣。不过可以确知的是，咸丰二年，曾国藩的日记再度出现围棋活动。至此以后，曾氏日记再无激烈的“戒下棋”的赌誓。可见，道光年间，曾国藩的“围棋焦虑”最终随着他严格道德修身运动的松懈而告一段落，曾国藩也终于与围棋和解。生活本来就建立在平淡无奇的日常上，这日常也包括了看来没什么用的围棋，体悟到这一点，为曾国藩咸丰年间东征时期的围棋活动奠定了基础。关于曾国藩在道光年间下围棋，需要注意的还有他的棋友。根据《曾国藩日记》记载，这一时期他的棋友有：道光十九年：尹光六、刘蓉；道光二十年：欧小岑；道光二十一年：郭嵩焘、王拯、寄云；道光二十二年：汤鹏、何绍基、何绍祺、黄兰坡、岱云等。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曾国藩的棋友多是他的湖南同乡。由此可以初步推测，围棋是相对亲密的娱乐活动，在京师为官的湖南同乡，是曾国藩此时交友的主体，他们一道下围棋的事实印证了这种同乡关系的重要性。咸丰年间，曾国藩统兵征战东南，围棋在他的日常世界中一度无影无踪。但咸丰八年四月廿三日日记“戒棋立誓”的记录，表明此期曾国藩应当仍与围棋为友，而此时忽然想要戒围棋，只不过因为战事失利而欲自振罢了。但曾国藩的这种誓言，如同此前的其他誓言一样，最终都宣告无效。咸丰九年以后，曾国藩的日记中整年都没有戒掉围棋的记录，此期，他彻底的拥抱围棋、享受围棋。可以说，围棋解决了曾国藩的“心灵危机”。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在军中肆意下围棋，这一时期《曾国藩日记》所载棋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曾国藩主要的下棋对象军中幕僚。咸丰九年，主要与江西南丰人吴嘉宾（字子序）下棋。二、曾国藩特别注意下围棋的次数，日记对此有明确记载。如咸丰九年二月初五日，“夜，与子序围棋一局。”对下围棋次数的关注，与曾国藩的日课有关。从笔者的统计来看，这一时期，曾国藩每天下围棋百分之八十为一局，百分之十五是两局，只有百分之五左右在三局以上。可见曾国藩对围棋次数或时间当自我设限了。三、曾国藩下围棋多在早饭后，中饭后及晚上三个时间段，其中中饭后和晚上是最常见的两个时段；四、曾国藩将围棋与读书、会友等活动无缝对接。可见，围棋与读书等行为一样，是曾国藩休闲的重要方式。根据吴强统计，曾国藩幕僚中围棋人物多达60余人。总体看来，这一时期“陪曾国藩下棋”的棋友按照活跃时期划分，大体为：咸丰九年，吴嘉宾；咸丰十年，陈作梅，程尚斋家族（程尚斋，其父程颖芝，其弟等）、王春帆、黄开元、李榕、鲁秋航；咸丰十一年，隋龙渊、程尚斋、欧阳晓岑、黎寿民、周腾虎、甘子大、柯小泉；同治元年，柯小泉、甘子大、吴嘉宾、程石洲、程朴生、刘开生、屠晋卿、李善兰；同治二年，李善兰、方元征、柯小泉、陈纬文、屠晋卿、薛炳炜、杜文澜、鲁秋航、黄南坡等。这些棋友与曾国藩交手的次数与他们在曾国藩幕府中工作的时间大体吻合。一般而言，棋友待的时间长，则其人与曾氏下棋次数多，而一旦离开，则《曾国藩日记》随即不见其踪迹。需要注意的是，除吴嘉宾、陈作梅、程尚斋、柯小泉等主要棋友之外。其他幕僚如周腾虎、李善兰等人，偶然从外地办事后回营，曾国藩也必邀其下围棋。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李善兰来，与同围棋一局。”在下围棋过程中，他们也一并把各种差事商议妥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