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曾国藩日记》很少记载围棋胜负关系及具体围棋招数一样，本文也无意于论述围棋的内部，而更为关注围棋的外部世界，关注围棋与人的关系。在曾国藩与围棋的纠缠、互动乃至因围棋而获得片刻放松及解脱的时候，围棋之于曾国藩是一种须臾不可或缺的身外之物。而曾国藩幕僚一道加入围棋活动中，部分地彰显了幕主和僚属的关系，却也表明在围棋对于身心有辅助作用上，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建立了一些共识。至少在心态上而言，曾国藩及其幕府的围棋活动可能反映了他们的群体心态。围棋是他们社交心态的产物，是他们集体选择的结果。嘉道以后，士大夫拥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并开始思索这种闲暇时间如何度过。在这个层面上，理学的冥想与围棋的思虑相通，这使得曾国藩这样的理学门徒没有耽于诗酒风流之中。当然，由于严肃的汉学家对待学问的方式，使得他们对围棋的认识和利用也不一样。理学家们倾向于利用围棋进入思考的空间，而在技术层面，理学家其实排斥围棋，这在曾国藩道光年间在京师的反省中所经历的道德紧张感中可清晰见出。
从时代和文人心智氛围中考察中国近代日记中的围棋是重要的进路。由于时代的风气仍是压抑的，由于文人不敢在日记中过多地流露对于时局及上峰的看法，因此，一些娱乐和聚会方式提供了较大的自由空间。围棋在这里又类似文人的雅集，承担了相似的功能。在对弈过程中，双方既冥想自身，又交谈对于时局的看法。《曾国藩日记》中曾国藩与幕僚的围棋对弈大部分发生在公事之间，可以推测在对弈中，对弈者及围观者发生许多对话，而这些对话显然不只是消遣和闲聊那么简单，他们可能是一些军事信息的传递，也可能是日常经验的分享。总之，类似的围棋活动，经由言谈和闲聊，使围绕围棋的人群产生了更为紧密的关系。毕竟，正如曾国藩所反思的那样，围棋不仅是娱乐，它还消耗了大量的时间。而消耗大量时间待在一起的人，显然更容易建立亲密的关系，这其中，师友关系可能是最为值得注意的一种。曾国藩及其友朋、僚属的亲密关系，正可从他的围棋关系网中窥见一二消息。随着曾国藩围棋叙事的不断扩大，他的僚友们也被不断卷入曾国藩的围棋世界，最终在《曾国藩日记》中创造了一个虽不那么受人重视，但实际存在的以围棋为中心的社交圈。
本文系2022年度智力运动文化研究课题重点课题“中国近现代日记中围棋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由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首发，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当曾国藩把围棋作为日课之后，其日记有关围棋的记载就显得特别突出。对于传统文人而言，日课是习以为常的，可是把围棋纳入日课，成为《曾国藩日记》未曾明言的事实，超越了读书日程、省身日课等等，仍令人感到惊讶。这样一来，围棋如何进入曾国藩的日课，显得特别有意味。从目前记载看，我倾向于认为曾国藩是挣扎着将围棋纳入日课。从对围棋消遣等功能的否定到正面接纳，曾国藩耗尽了一辈子的时间。这可见，歧视围棋等游艺活动的传统观念限定了人们的思想和认知，使得智者如曾国藩也如盘中之丸，纠葛半生。而曾国藩没有回避这些，而是不断在日记中重复记载。曾氏日记的这类记载包括对弈人员、对弈时间、对弈局数等等，这些构成一个完备的“曾氏”围棋言说系统。这些对围棋活动的不断重复记录，最终构成曾国藩独特的围棋叙事。围棋也成为曾国藩的话语乃至故事体系中的一部分。通过对曾国藩和围棋运动的梳理，我们显然可以看到他在道德自修时期和围棋相爱相杀的纠葛。那些一闪而过的要戒掉围棋的念头令曾国藩感到无比紧张和焦虑。透过这些冲突和纠葛，我们隐约看见清代中晚期理学家“无意识的观念系统”，这些观念塑造了他们认识周遭世界的方式，也决定了许多事物在当时的位置，而围棋正是观测曾国藩内心“天理”与“人欲”交织的孔道。譬如，曾国藩那些实在的下围棋行动，本质上可看作他对围棋活动无言的辩护。由此看来，曾国藩如何言说围棋，如何处理围棋和内心的欲望，给看待那个时候的理学家，提供了难得的例子然而，我们也不能过于强调曾国藩和围棋的独特性，毕竟中国有着漫长的围棋传统。曾国藩对待围棋的态度，无论喜欢它的消遣能力还是厌恶它对时间和精力的耗费，在历史上都有久远的源头。换言之，曾国藩依然得生活在日常和传统里。以围棋为视角看待曾氏日记，不过是再度将他从“古今完人”圣坛请回人世间的一次小小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