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他的棋友，则同治三年有弓筱乡、周军门、冯志沂、窦兰泉、鲁秋航、靳少仲、程颖芝、刘开生、曾国荃、彭玉麟、刘咏萸、薛炳炜等。同治四年有汪致轩、刘开生、刘申孙等人。同治五年有刘申孙、屠晋卿等人，同治七年有谢立夫、李善兰等人。这一时期，曾国藩还与方元徵、冯志沂下围棋较多。然日记记载棋友姓名日趋减少，这并非因为曾国藩不再下围棋，而是由于幕府中人才风流雨散，故同治四年以后日记虽记下围棋事，却很少提及棋友姓名了。大体而言，这一时期，曾国藩仍通过围棋来放松心情，以达成消遣目的。同治四年八月二十日日记云，“巳正归。围棋二局，……又围棋二局。因心绪不安，借棋消遣，而神为之昏，志为之荒，以后当戒之。”同治四年九月初八日，“阅《文选》数首。一人摆棋为戏。”自己摆棋谱为戏仍然免不了。此外，曾国藩对围棋活动仍有反思，且反思路径类似青年时期。如同治四年十月廿七日日记云，“早饭后清理文件。旋见客，坐见者二次，围棋二局。写扁、对数事，习字一纸。中饭后，刘松山来一谈，至幕府一谈。又围棋二局，阅本日文件。莫子偲来一谈，渠明日将回金陵也。夜核批札各稿，至二更四点末毕。睡至三更成寐，五更初醒。日内荒淫于棋，有似恶醉而强酒者，殊为愧悔。”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记云，“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对于自己沉迷于围棋活动中，似有幡然悔悟之意。不过，偶尔的反省，完全没有阻挡曾国藩继续高频度的围棋活动。例如同治五年，曾国藩几乎天天都下围棋，在最高峰的四月份，他自我感觉围棋活动过量。四月初六日日记云，“因是日办事太多，围棋太多，睡不安神，梦魇殊甚。”同治六年以后，曾国藩每日围棋多在两局，只是这已是曾氏的桑榆晚景了。同治七年四月初九日，曾国藩又感叹：“早饭后清理文件。坐见之客四次。围棋二局。……近来每日围棋二局，耗损心力，日中动念之时，夜间初醒之时，皆萦绕于楸枰白黑之上，心血因而愈亏，目光因而愈蒙。欲病体之渐痊，非戒棋不为功。”四月初十日日记云，“本日始戒棋。”曾国藩预感围棋有损身体，决定戒棋，可是在三天以后的十三、十四日曾国藩仍然继续下围棋，并没有因此悔改。对晚年的曾国藩而言，戒棋的赌誓更没有效力了，而围棋却可能真的损耗了曾国藩的身体。临终前一个月的，曾国藩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五日日记云，“早饭后清理文件。坐见之客九次，立见者一次。疲乏殊甚，不能治事。因围棋二局，以资消遣。”曾国藩已经步入暮年，精神大不如前。一个月后的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在金陵病逝。去世前三天，他仍然保持每天上午“围棋二局”的日常习惯。可以说，围棋与曾国藩青年以后的生命轨迹相始终。以曾国藩为典型，清季咸同以来的围棋活动，也超越日常而在诗歌上留下印记，最终成为描绘那段历史的特殊方式。多年以后，安徽人蒯德模（1816-1877）忆及咸同军事作《秋兴六首》，开篇即是：“仓皇风鹤万人家，木落天高望眼赊。铸出铁城无管钥，拚将金斗化泥沙。将军一去全师墨，帅府重开众士哗。满局残棋收不得，早知下手著全差。此咏八年七月庐城复陷也。”咸丰八年（1858）庐州府为太平军攻陷事，在蒯德模看来，正如棋局将残，原初下着便差。不至于军事局面，围棋也用来比拟更大层面的天下大势，如陈宝琛《感春四首》第一首所云“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以枯棋喻《马关条约》以来天下大势，绝妙无比。观曾国藩的围棋生涯及晚清以来军政大事，则围棋确乎是时局的缩影，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对《曾国藩日记》这样过熟的日记而言，“深描”或许是一种再造意义的重要方式。在这篇文章中，通过梳理不同时期曾国藩与围棋的关系，我试图重新认识围棋之于个体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在曾国藩的青年时期，围棋是作为一种业余活动而兴起的。在他刻苦修炼理学之时，围棋不幸成为检验他进德修业水准的一个焦点。在其军事生涯的关键阶段，围棋又扮演了一种消遣和宣泄的功能。在曾国藩人生的不同阶段，围棋本身的规则和胜负等等，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曾国藩的棋艺，我们推测也无多大进展。这并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以曾国藩为例，可见在时代和个体随着时间推移处于不同境地时，围棋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传达了不一般的意义。因此在历史语境中追问个体对于围棋一“艺”而言，意味着什么，也就发生了意义。围棋在此不再是一种游戏和纯粹的休闲技能，而成为“泛人文世界”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