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李榕信中多谈修身语，而日记中所记多有下棋事
自咸丰十一年始，《曾国藩日记》还记载幕府中人的围棋活动，由此可以推断，曾国藩幕府中或因曾国藩的嗜好，形成一个活跃的围棋群体。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一日日记云：“巳正始毕。清理文件，写告示一张。旋观申夫与鲁秋航下棋，余亦与尚斋围棋一局。……傍夕，又观申夫与人下棋。”从这则日记可见，曾国藩幕府中的围棋活动氛围十分活跃。同治元年正月，曾国藩幕府中柯小泉、程颖芝等人经常下围棋，曾国藩有时加入其中，有时候选择在旁观战。此类围棋活动的场所，或在曾国藩营中，或在李眉生等人的营中。由此可推测，曾国藩幕府围棋群体以曾国藩为中心，幕府中柯小泉、程尚斋、吴嘉宾等人为核心，形成同心圆结构。曾幕中的许多人员，彼此间也多对弈，并将围棋兴趣保持终身。如薛福成同治七年三月十二日日记记载，“坐飞霞阁，与李壬叔围棋二局”。此时薛福成在金陵书局，仍保持对弈的习惯。不过幕友和曾国藩对弈，未必感到开心。薛福成《庸盦笔记》卷四“曾文正公始生”条载：“公终身患癣，余在公幕八年，每晨起必邀余围棋，公目注楸枰，而两手自搔其肤不少息。顷之，案上肌屑每为之满。”对弈过程中，曾国藩不断挠痒痒，棋案上皮屑满桌，如此景象，给薛福成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而薛福成等曾国藩的幕友，对此未必感到愉快，然寄居幕府，只好硬着头皮日日对弈。
军中频繁的围棋活动损耗了曾国藩的身体，他的眼睛变得十分模糊。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二日日记云，“中饭后又围棋一局。选放翁七绝至夜，选第七册毕。申刻清理文书百余件。眼蒙特甚，殆因近日下棋太多之故。”同治二年二月廿三日日记云，“日内下棋太多，志荒而神困矣。”由此，曾国藩对下棋一事又有所反思，但与此前从道德层面的反省不同，此时他主要从身体及精神的损耗角度思考下围棋太多的弊端，如同治二年五月五日日记云，“日来疲困，不克自振，荒于围棋。”同治二年六月廿一日日记云，“刘开生来，与之围棋一局，又观刘与程颖芝一局，为时颇久，散时已午初矣。甚矣，棋之废日力、荒正务也！”虽叹息于围棋浪费时间，但语气不再如早年那般激烈。至于曾国藩下围棋的频率等问题，从长时段看，受战局变化影响。同治元年鏖战之时，下围棋次数极多，而同治二年战事转为顺利，围棋的频次下降，大多数时候，降为每天下围棋一次。当然，曾国藩下围棋的多寡也与天气有关。虽然春夏秋冬四季，曾国藩下围棋的频次没有显著变化，但具体到每一天，其下围棋的频次随天气糟糕程度而上升。一般而言，天气越糟糕，如阴雨天气，曾国藩下围棋的频次往往更高。如咸丰十一月四月下旬，接连天气阴森，从四月二十四日到五月初一日，曾国藩每天都有两个时段下围棋，分别为早饭后和午饭后。愁闷的天气增添了曾国藩下围棋的频率，原因可能是阴雨天气往往做事不便，曾氏呆在寓所无聊，只好下棋遣兴。又如咸丰十一年五月廿七日日记云，“中饭后，疮痒不克作事。天雨不止，深为愁闷，围棋一局。”雨天外加皮肤病发作，让曾国藩烦闷不已，他迫切希望通过围棋来舒忧解闷。至于同治二年夏天，天气奇热。六月，曾国藩平均每天都下围棋两到三次。如同治二年六月十二日，“早饭后……围棋一局。午刻核科房批稿。中饭后围棋一局……夜又围棋一局。”由此可见，天气越恶劣，曾国藩下围棋就越多。这也表明曾国藩的围棋活动恐非享受型，而近乎受虐型。此外，身心越糟糕，曾国藩下围棋的频率也直线上升。牙疼、皮肤病发作等身体不适时，曾国藩下围棋的频率也大为增加。如：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日记云，“早饭后清理文件。旋与黎寿民围棋二局。……傍夕再围棋一局。疮痒，愁闷殊甚。”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六日，“牙痛殊甚，不能治事，再围棋一局。”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七日，“中饭后闻贼窜太平，愁闷之坐[至]。牙疼弥甚，行坐不安，与刘开生围棋一局。”身体越痛苦，曾国藩需要解脱，而他所患诸病多为疑难杂症，于是只能通过其他活动分散注意力，让身体不那么难受，而围棋恰是其中重要一门。至于在军中，曾国藩围棋的摆放与陈列，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从《曾国藩日记》来看，围棋之于曾国藩是近身物品，常摆放在十分容易获得的地方。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三日，“知九袱洲北渡之贼日多，深为焦虑。牙疼殊甚，寸心如煎，因入内室摆列棋势以自娱。”入内室摆棋盘，透露曾国藩一般下围棋在外室，只有自己遣闷，才至内室摆列，由此看来，大概内室外室，曾国藩均摆放棋具。又，咸丰十一年五月初八日日记云，“早饭后围棋一局。……中饭后围棋一局，写鲍春霆信一，习字一张。天气阴雨，水大倍于常年。李雨苍来，言多礼堂收队之法甚详，因令以棋子摆列作阵式。”这里可见曾国藩与围棋的密切关系。同时还可见，围棋被曾国藩用作围棋以外的用途，即军事的排兵布阵，有些类似于沙盘推演。此处曾国藩提及让部将李雨苍演练多礼堂收队的阵法，即以围棋排列而出。在许多郁闷的时候，曾国藩都会自己排列围棋阵势。同治元年七月廿五日日记云，“中饭后习字一纸。旋摆列棋势片刻。”此时，自弈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同治元年八月十六日日记云，“早饭后见客三次，与程石洲围棋一局。……中饭后至幕府久谈。又与柯小泉围棋一局，又自作棋势。”这种自摆棋势，有时候是围棋瘾大作所致，有时则是心绪无聊，藉以排遣。同治元年闰八月十四日日记云，“傍夕，风雨凄其，意绪无聊至内室摆棋势以自遣。”自弈在此就是排遣心情的方式。又如，同治元年九月初七日日记云，“早饭后清理文件，写沅弟信一件、季高信一件。围棋一局。……夜，念沅弟处危险万状，忧心如焚，至内室摆列棋势，绕屋旁皇。”自弈成为曾国藩一个人安慰自己的重要方式。如同治元年九月廿八日日记云，“本日未接沅弟信，忧系无已，摆列棋势，以自排遣。”同治元年十月十三日，“江西咨文中有不惬于余心者，阅之愤郁不平，至内室摆列棋势以自遣。”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巳刻围棋一局。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接鲍春霆初十日二信，一专差来，一发骊递，极言粮路将断，军情紧急，为之忧灼无已。又以江西掣肘之一事萦绕心中，展转愤郁，至内室摆列棋势。”同治元年十月十七日，“傍夕至内室摆列棋势以自遣。”日记中诸多自打棋谱或自我对弈的记载，表明这一时期，围棋已经成为曾国藩的信念之物，成为排遣忧闷的首要方式。从抛开棋友而至于自己排列围棋阵势，可见曾国藩在围棋上愈发达到自我圆融的境地。心理的焦虑和身体的疼痛，均促使曾国藩转向个体内在的围棋演练，围棋不再是为了胜负和娱乐，而是为了体会围棋排列阵势中的气韵，借以抒发时间及陪伴自己进入深层次的思考。同治三年以后，清军与太平军的交战局势已基本明朗，而曾国藩下围棋的频率则迅速下降，一般每日仅一次，且一次只下一局。他的心情不再如从前那般高度紧张，也就不太需要过多地借助围棋来放松身心。曾国藩也有闲暇与弟弟下围棋，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廿六日日记云，“与沅弟围棋二局”。他也有闲心观看曾国荃与人下围棋，如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廿八日日记云，“早饭后清理文件。旋见客数次，观九弟与杏南围棋数局，余与鲁秋杭围棋一局，与沅弟说家常事甚多。”七月初四日，“观沅弟与人围棋多局。”这些记载充分显示曾国藩兄弟百战归来以后难得的平静时光。即便是中断棋局，也不再接着下，而有充裕的时间再开一局。如同治三年八月十八日日记云，“早饭后见客二次，勒少仲及两司坐均颇久。清理文件。下棋未半局，而王子怀来久谈。另围一局。”不过，两江开府时期的曾国藩，仍然事务繁忙，下围棋有时仍须见缝插针。如同治四年闰五月十六日日记云，“早饭后清理文件。旋与屠晋卿围棋一局，与吴仲仙围棋一局。”“旋”字暴露了曾国藩下围棋时的仓促样子。而同治四年六月廿二日日记云，“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一次，谈颇久。请武进刘怿、长沙△△围棋，余二局，又观客二局。”则显示曾国藩对围棋始终不改的痴情本色。又如同治四年三月廿八日日记云，“早饭后清理文件。开船赴焦山，舟次围棋一局。巳初至焦山。”去焦山游玩，他仍不忘舟中下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