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OWNESS Paper新刊《你好，后浪潮》中，我们除了关注青年电影人的作品，也关注他们的境遇。他们在经历着什么，如何回溯自己的创作，又在谋求怎样的未来。
我们邀请了9位青年电影人，他们站在行业中不同的位置，因为不同的成长和教育背景因而带着不同的眼光创作出不同的作品。他们是导演久美成列、孔大山、陈东楠、胡国瀚、郭容非、导演&摄影师黄树立、剪辑师刘新竹、制片人谢萌、策展人段炼。
他们用真诚的陈述，共同书写着这份青年电影人创作报告。个体表达与许宏大叙事并非对立，在创造的激情与生活的细节里，时代的呼喊变得有迹可循。
孔大山能完成首部长片《宇宙探索编辑部》，离不开王红卫与郭帆两位良师益友。作为一名北电导演系的毕业生，他只愿将自己写的剧本拍成电影，而非成为所谓的“职业导演”。这部极具个人风格的伪纪录片，获得了平遥影展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和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未来单元的最受注目影片等荣誉。
《宇宙探索编辑部》今年在北京电影节亮相，我非常高兴得到大家的认可，因为这种形式有一点进入纪录片的语境，如果处理不好，观众就不买账。好在结果是好的，大家直接进入故事和人物了，有人觉得悲情成分多，有人觉得荒诞多，有人觉得黑色幽默更多，每个观众的切入点都不一样。
伪纪录片是我研究生的第一课。第一次接触这个形式，就有意识地思考这个形式，它为什么对于研究生阶段的导演功课那么重要。它算是一个原点，后来也挺喜欢这个形式感，还拍过短片，觉得这种形式可以做更大的文章。《宇宙探索编辑部》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伪纪录片，只用了一定的形式。因为如果完全放进伪纪录片里，很多地方是矛盾的。当然，我希望形式让位于内容，而不是被框架束缚。
其实最开始的剧本有很多拍出来是违和的，也是在一遍遍修改的过程中反复推演，后来删了好多戏，主要是逻辑在语境里不成立。在这个过程中，王红卫老师和郭帆导演就像师长和师兄，在理论上和实践经验上，帮我规避掉很多问题。
除了《宇宙探索编辑部》，我总共就去过两个剧组，就是《同桌的你》和《流浪地球2》，我对真正怎么拍电影的认知完全建立在郭帆导演身上，我在《同桌的你》担任导演助理，从前期筹备、中期拍摄、后期制作全程参与。去年拍《流浪地球2》，做了B组导演，像私房菜厨子进了五星级酒店，每天都在开眼。
这些年期间，我也没有写剧本，没有遇到想拍的东西。我觉得自己不是职业导演，不是随便给我一个犯罪、悬疑的题材就能拍，我只能拍自己会拍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自己写剧本。刚毕业有一些广告工作机会，我发现拍指定的内容对我来说非常痛苦，尤其在这同时还会遇到客户榨取创意，所谓的“既要又要”。后来我90%的时间就做摄影，拍完结账走人。
《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剧本我写了两年多，过程极其痛苦，是在王老师、郭导和另一位编剧王一通的催促、鞭策下赶出来的。写长片就像马拉松，需要慢慢分配体力、精力，完成一件漫长的事。中间啥事儿都没干，我脑子是单核的，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也不是耐得住寂寞，关键看自己的欲望是什么，我的欲望就是拍自己想要的东西。不存在什么耐住寂寞抵抗诱惑，其他的东西没有意义。
现在我还没写下一部电影的剧本，先休息一阵再说。而且现在虽然有成片，但还不是最终版，有个大特效镜头仍在修改中。还得绷着弦，脑子里想不了别的事。
毕业于纽约大学新闻与纪录片专业的陈东楠，作品有《声音的颜色》《偷》《五月的秘密》等，第一部纪录长片《旷野歌声》耗时五年拍摄，讲述西南高地上一个苗族合唱团的故事。作为关注边缘人群的独立导演，她与主流似乎保持着距离，不过她最近过得挺充实，在西北自驾，去西南看了猴子，现在正在北京开展三年一度的社交大会。
可能是遭遇了中年危机，上半年我搬去了大理，在大理，剧本写得坎坷，大部分的时候就是躺在院子的瑜伽垫上看天空。
16年我从纽约回深圳，那时候《旷野歌声》已经拍了两年。在深圳基本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当我和摄影师都没有其他能挣钱的工作时，我们就去小水井村拍《旷野歌声》。
我对纪录片的初始认知是在纽大完成的。纪录片专业在新闻学院之下，不像电影学院会划分具体的工种，我们接受的是独立做事的教育，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团队合作没什么概念。当时我也会选修一些电影学院的课程，电影学院的教授总说，你们新闻系的教授是错的，一个人永远不应该剪自己的片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