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专业要求学生拍自己土壤里的故事，比如我会被建议去纽约中国城里拍。当时班上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你能看到很丰富的视角，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我应该拍本土壤的东西。
纪录片在哪里都很小众，但是在国外，可能它的创作生态会被一些政策保护，继而影响到你的创作。国内的纪录片导演还是比较浪漫化，大家想拍什么拍什么，细分的工种，像专业的记录电影制片人是比较稀缺的。
这不是一个充满诱惑的行业，本身就没有多少从业者，从业者的忠诚度还会被不断敲打。拍纪录片需要一种赌博的心态，和电影不同，你在拍摄时不会知道你的故事是怎么样的。一个为期三年的片子，可能拍到第二年，一切突然就不成立了，拍摄者必须很有安全感，才敢面对未知下赌注。
做这件事，肯定要顽固一点，不认怂，较真。外部的世界变化很快，但是你自己要做的还是那些。我昨天在寇德卡相册里看一句话，“不要担心今天你会在哪里睡觉，到目前为止你每天晚上都睡觉了，所以你今晚也会睡觉。”大概是这样的道理。
今年参加FIRST电影节的《五月的秘密》，拍了凉山的彝族少女，它是我的一个新尝试，我们叫它docufiction，它有大的剧本框架，用纪实的手法拍摄，框架会根据实际拍摄的走向不断调整。接下来我会尝试拍一部剧情片。这几年让我比较困惑的是，观众会认为纪录片一定是道德正确的，以及觉得纪录片导演一定是善良的，可能纪录片因为小众被一部分观众珍爱，这种珍爱又反过来把它推向了一个道德高度。其实我会期待很多有争议性的纪录片出现。
从7月开始我一直在跑，有很多让我兴奋的记忆碎片。在FIRST看了很多纪录片，每一个成熟度都超出我的想象。从西宁出来我自驾去了祁连，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跑，偶尔冒出一个小镇，小店里卖着藏族服饰和祭祀用品，戴着回族头巾的女孩走过，她们画着一种明显正在流行的妆容。我路过一个叫阿柔大寺的寺庙，房子是木质的，屋檐上绑着铃铛，叮叮当当。
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电影策展人到制片及国际发行公司“赤角”创始人，谢萌在最近几年不仅延续了华语影片的国际发行业务，将《大象席地而坐》《气球》《永安镇故事集》等片推向世界电影市场，也参与了《记忆》《燃冬》《热带雨》《人类之巅3》等国际导演新片的出品、制作。
最近几年，疫情影响的不止是中国电影，整个海外市场都受影响。影院关闭、新项目延期，开放后新片一股脑被拿出来，市场变得拥挤、困难。
其实“赤角”成立初期，公司定位就不只是国际发行，或者制作中国导演的影片。我们一直在一个世界电影语境下工作，关注的是全球的电影作者。这些年，合作的海外导演包括欧洲、东南亚、南美洲等地，比例慢慢占据了50%，这也将是疫情影响下，我们后面几年工作上的重心。今年赤角海外发行影片，包括入围今年洛迦诺电影节主竞赛的德国影片《窈窕马戏》、釜山新浪潮竞赛韩国与新加坡合拍片《花路阿朱妈》。
更多时候，我都不去特别界定这些作者是来自于哪个国家或地域，现在很多电影制作已经是非常全球化的方式，国别电影的概念已经有一点过时了。我在做的影片并不会拘泥于某一地缘因素。当然，我们也希望华语电影的作者、演员和文化，可以在世界电影中有更强的存在感。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很多国际导演都对中国文化、历史、语言，包括演员有浓厚的兴趣。我们曾合作过的入围戛纳导演双周单元的比利时导演巴斯·德沃斯，新片就有一位主角设定为中国人，创作初期我们曾帮他去介绍一些中国演员。去年还帮一位葡萄牙当代电影大师，完成了他新片中国部分的远程拍摄。
目前国内青年作者的创作瓶颈，不完全都是外部环境或政治生态问题。对国内的创作者来说，一些人还没搞明白“提问”这件事，也就是表达核心到底是什么，没有一个有价值的视角和观点，作品自然会受到限制，材料也会变得趋同。一些国外留学回来的青年创作者，有时会呈现出相对多元的审美和文化表达，比如圣彼得堡国立影视大学导演系的张大磊。他的审美受到俄罗斯美学很深的影响。另外，很多国际电影节的训练营、实验室，有可能提供不同的文化养料，让青年创作者在不同的文化语境里学习如何讲述故事。
不过说到底，艺术创作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本土教育背景下，有独特自我表达的作者也很多，比如毕赣、蔡成杰导演。作者导演的局限性和可能性，其实都在作者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