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二楼之间有一块广场，面积不大，初秋的上午，不少附近的住户在这里遛弯儿、踢毽子、跳绳、打牌，甚至还有一位阿姨在旁若无人的舞龙。一支年轻的骑行车队来此集合，乌央乌央的，很快又离开，骑向了下一站。
此番热闹融洽的景象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片危险的“三不管”地带。清朝时，北京城依中轴线一分为二，以东属大兴县，以西属宛平县。律例规定，在前门大街或者鼓楼前大街发现命案，如果人体正在街道中心，若头朝东，就由大兴县公署处理，若朝西，则归宛平县。但律例未提及钟鼓楼之间的这块空地的责任归属。因此，如果这里发生事故，两边都会借故推诿，甚至出现过大兴县公署半夜命人把尸体移到西边，宛平县发现后又移到东边的奇谈。
为了解决争端，后来又规定，这里的案件由步军统领衙门、大兴、宛平两县公署会同办理。 但可想而知，多头管理约等于无人管理，三个衙门都踢起了皮球，这儿就成了“三不管”地带，直到民国成立，才交由京师警察厅统管。
史料记载，1926年，这块空地被辟为“平民市场”，一时间，说大鼓书的、耍把式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算命的、卖蛐蛐的……五花八门全都来了。据说相声大师侯宝林小时候，就在这里说过相声。自然也少不了各式风味小吃，清真马记的豆腐脑、茶汤李的茶汤、年糕王的豆䜺糕……每天游人如织，虽寒冬酷暑不减。
时人回忆，广场北头儿有个戏棚子，小蜜蜂儿（张秀峰）、白牡丹（姓薛）在里头唱“丁香割肉”“小姑贤”“鞭打芦花”“老妈儿开唠”……唱一段收一回钱，观众想坐板凳还要单加钱。还有三间茶社，早晨卖清茶，午后有杂耍，都挂着“衣物自看”“莫谈国事”的木牌。
一位在广场边休息的老人还记得，每逢春节庙会，这里更是人头攒动，大人带着孩子盛装出游，路边有套圈、打气枪的游戏摊子，一家老小皆能尽兴而归。鼓楼一层的展厅以声音的形式收集了当年的盛况，游客把耳朵贴到一面红白相间的声音墙上，就能听到各式叫卖声不绝于耳。
建国后，钟鼓楼一带历经拆迁改造，格局面貌已与当初不同。快50岁的张哥住在钟楼后面的王佐胡同，他记得，小时候这里路面不好，一下雨就没法走路，得扔石头垫着，冬天取暖要烧煤，他还做过煤球，后来煤改电，家里接了电暖气，干净省事儿了许多。只有媳妇儿在门口发现的一只血迹斑斑的死耗子还提醒，这里是老胡同，夜里有黄鼠狼出没。张哥以老北京人特有的乐观解释，这说明现在保护动物的意识强了，这要是搁以前，黄鼠狼全被抓去做狼毫了。
从古至今，钟鼓楼地区都汇聚了数不尽的人间烟火气。张哥现在是半退休状态，他平时最喜欢戴着墨镜，踩着电动平衡车，在鼓楼附近转悠，买买菜，遇到老街坊就聊两句。和许多老北京人一样，他的嘴里总是有很多“大人物”朋友，某知名人物小时候还被他“抽过嘴巴子”。
他过的，想必就是刘心武咂摸出的滋味， “钟鼓楼是北京市民在生活中最亲近的伙伴。故宫是威严的皇权集中地，而鼓楼一带，则是从皇家威严到子民平凡生活的过渡。” 《钟鼓楼》里讲述了附近胡同薛大娘家办喜事的故事，底子就是一个四合院里几户人家琐碎、日常却又有滋有味的生活。
现在，鼓楼大街还是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各具特色的酒馆、live house装点了鼓楼的夜生活。民谣歌手赵雷曾在钟鼓楼附近生活了14年，当时他每天都坐107路公交车去后海酒吧街唱歌。他在《鼓楼》中写下：“当107路再次经过，时间是带走青春的列车”。
摇滚歌手何勇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住鼓楼旁边的大石桥胡同。上世纪90年代，写《钟鼓楼》这首歌时，他刚从外地回来，一进二环，看见钟鼓楼，“那个亲切啊，心里一下子就安静了，就知道了自己是谁。”他在歌词里流淌出这种眷恋，“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说着明儿早晨是谁生火做饭，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饼干……”
出了钟鼓楼，沿鼓楼西大街西行400多米，有条铸钟胡同，因明代铸钟厂建于此而得名。如今，铸钟厂早已不存，就连老住户也不知旧址在何处。午间安静，在狭小的胡同中穿行，我努力去想象叮叮当当的金属敲击声，但听到的只有两边敞着门儿的大杂院中传来的锅铲碰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