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钟是政府安装的一种提供标准时间的钟表。城内共设了7处标准钟，均在天门安、王府井、东单、西单、鼓楼等繁华所在，供市民查对时间。如今，也只能在一些老照片中觅得它们的踪影。
一个小插曲是，日军侵占我国东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后，曾强令在东北使用日本本土的东经135度标准时。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日伪华北政权也想在沦陷区使用东经135度标准时，所幸最终未能实现。
上世纪50年代末，西长安街上，73.37米高的北京电报大楼拔地而起。它是我国第一座新式电报大楼，也是当时的长安街上除了北京饭店以外仅有的高大建筑。1958年，电报大楼投入使用当年，中国邮政还专门发行了一套2枚的纪念邮票。
站在西长安街11号仰望电报大楼，楼体黄白相间，略有欧式风格，楼顶的钟楼四面均装有塔钟，白色表盘上，红色的秒针醒目地走着圈。 从早晨7点到晚上10点，每逢准点，塔钟就会播放《东方红》的片段——这是周总理亲自选定的曲子。
不过，历史发展到此刻，电报大楼报时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仪式感，因为当时家家已有钟表，即便走时不准，也可以跟收音机里的广播对点儿，不需要依赖电报大楼的钟声。后来高层建筑和机动车越来越多，报时声能传播的范围也十分有限了。
事实上，电报大楼的主要功能也并非报时，而是发电报、打电话。大楼一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电信业务综合营业厅，24小时营业，在电话尚未普及的年代，市民需要靠电报或公用电话来和远方的亲友联络。当时发电报按字算钱，一个字最初是7分钱，后来涨到一毛多，可谓“字字珠玑”，如果不是有大事急事，一般家庭不会轻易发电报，人们也怕收到电报，因为上面往往写着“母病速归”之类的坏消息。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两三天内，发往唐山的电报从几十封突增到上万封。有报务员回忆，“真不知道多少个一米高、半米宽的大桶全被电报装满了。传送带上的电报在楼上楼下跑个不停。”焦急的人们渴望着一封回电，“平安，勿念”。
后来，随着电话的普及，电报日益淡出了人们的生活。2017年6月15日，电报大楼一层营业厅正式停业，后来成了中国联通的办公区。停业前，一位老报务员给自己发了最后一封电报：
转眼间，电报大楼告别“电报”已经5年多，唯有《东方红》的旋律仍日复一日在长安街上空响起。如果说当年听钟鼓楼报时最清楚的地方是附近的钟楼湾胡同，那么听东方红最清晰的，莫过于电报大楼西侧不远处的钟声胡同。
老贺今年快70岁了，在钟声胡同住了一辈子。他告诉我，钟声胡同以前分两段，一段属于兴隆街，另一段叫大栅（zhà）栏胡同（不是前门的大栅shí栏），北京电报大楼建成几年后，就把两段连在一起，于1965年改名为钟声胡同。
老贺家1993年前后才装上电话，在那之前，每当有急事儿要联络在河北涞源县林场工作的姐姐，父母就去电报大楼发电报或者打电话，他长大后就派他去。他记得，电话不是直接能接通的，要通过话务员联络当地县里，县里再联系林场，最终找到姐姐了，才叫他进去接听。
老贺家装上电话时，他已经参加工作20年。如今，他退休都十多年了。准点报时的《东方红》陪伴了他一辈子，就像一位熟悉的老朋友。他在钟声胡同的院子里养了一大群鸽子，早晨7点第一次《东方红》响起的前后，他会放鸽群出去，鸽子扑棱羽毛的声音和乐曲声交织在一起，是专属于老北京胡同的独特乐章。到了傍晚，他再放一次。
钟声胡同老人很多，我跟老贺坐在他家门口，看很多老街坊颤巍巍的路过，好像看着岁月在上演无声电影。傍晚5点整，老贺说，听见了吗？但我只能听到若有若无的声音，并不真切。我有点恍惚， 一天内，我听到了鼓声、钟声，寻觅午炮和标准钟，又听了《东方红》。 元大都至今700多年的光阴像一条巨河，在一天中奔涌而过，不曾停歇，也不会回头，最终留下的，是属于这座古老城市的时间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