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晚报：您选择将行走的笔墨放在湖区许多普通人身上，是为了什么？
沈念：我选择的人，也是我遇见的人，这是一种缘分。我特别看重这样的遇见。我和他们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江湖儿女。我在“打捞”他们的人生往事时，其实是将属于江河、湖泊的时光挽留，是在感悟并学习承受艰难、困阻与死亡，是尝试以超越单一的人类视角，去书写从城市奔赴偏僻之地的“我”对生活、生命与自然的领悟。我特别感动的是，遇见的人从不吝啬地讲述他们的过往，与水在一起的遭际。我们一起回到过去，唤醒那些忽略的、消逝的、遗忘的过往。
山西晚报：十年禁渔应该对以洞庭湖为生的人们影响很大，多年走访，在您眼中湖区的人有什么变化？
沈念：身在南方，与水共存，湖区人赖以生存的是真正的江湖世界，他们是本源上的江湖儿女，他们的流动性所孕育出来的地方性格，走到哪里，就传宗接代在哪里。有一部分南方文化，是依靠渔民在随波逐流，愈行愈远的。他们相信神意、邂逅、善良、浪漫，有把自己交付给陌生人的勇气，这与水的流动性天然地关联在一起，但随着渔民上岸、转产转业和全面禁渔，这个大规模的特殊职业群体会改头换面，他们会一边眺望湖水一边给下一代讲述先人的故事，故事中有已经过去的颠沛、传奇、苦难和战胜。
在与水的对视中我看清人，也看清自己
山西晚报：描述湖区鸟的迁徙的散文《大湖消息》，写到人类的捕杀、一些鸟类的濒临灭绝、候鸟的保护，以及人与鸟互相救助的动人故事，让人看着既揪心又欣慰，您对生物的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怎样理解的？
沈念：我不敢自诩我所选择的是一种最佳的生态文学视角书写，但它所涉及的内容、主题以及书写的对象、探讨的问题，既是对湖区自然生态的一种素描，又是对生物可持续保护的一种表达。人与鸟，都是湖上过客。水的内涵远比我们见到的模样要复杂。在与水的对视中，我看清人，也看清自己。人与自然万物，即使相距遥远的世间万物，也是气息相通、休戚与共的。爱默生说：“对自然的无知程度也就是他对自己的心灵尚未把握的程度。古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与现代的箴言‘研究大自然’最后成了同一句格言。”这是值得我们永远去践行的。
山西晚报：《麋鹿先生》讲述了保护麋鹿一家三口的故事，而这其中肯在孤岛上管理它们的饲养员李新建更让读者记忆深刻。他也是离开湖，又回到湖，这样的人物代表着什么？
沈念：我将李新建一天养鹿的规律生活与他的人生经历，融入到荒岛之上，融入到麋鹿这一物种在洞庭湖的变迁之中。我想要传递的就是真实的生活体验，它的意义更多是让人在比照中追想、反思。
山西晚报：《故道江豚》让人了解了江豚，这一险些灭绝的濒危物种如今很好地生活在保护区，这让我们心存感恩。您怎样看这样的保护？这样的拯救？
沈念：这样的保护太有意义和必要了。你要知道，在当地江豚保护协会成立前，江豚的数量已经只剩几十头了，现在逐年在增长。这是社会合力的结果，也是保护意识、环保管理提升的结果。
山西晚报：《黑杨在野》一文现实感突出，黑杨好生长，当初大面积种植是想让其成为“防浪林”，却因其根系发达，能将湿地变旱地，又不得不在多年后全部根除。您怎样看待这样的事与愿违？
沈念：这是时代的经济社会活动的产物，是盲目决策与急功近利的后遗症。这样的“前车之鉴”，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再蹈“后车之覆”。
我在行走中一次次想起“厄律西克”，在我的阅读视野里，他应该是出现在西方文学作品里第一个毁林造田的人、为了增产增收而践踏自然的人。千百年来，人们也带着相同的欲望，沿着人类物质生产开辟者走过的同一条道路前行。欲望是个怪物，人们都知道也都想逃离它抛弃它，但又不可避免、心甘情愿地背负着沉重的欲望前行。我写黑杨这样一个湖上的外来物种，写它的风光与失败，其实就是写人的风光和失败。每个人永远要为自己的认知埋单，这就让我们必须不断去回看那些犯过的错，也才能做到不再犯错。
山西晚报：您的这些文章写出了一些生物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遭际，同时也写出了大湖的过往与新貌，这是您想传达给读者的吗？
沈念：写作者与自然应该是无距离的，应该像梭罗说的，有一种神奇的自由，仿佛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继而整个身体成了一个感官，每一个毛孔都吸取着快乐。这种吸取是身处自然中的忘我、融入，也是享受。我写水，写湖，写散发出的许多气味，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鱼腥味”。这是一个地方写作者要守护和传承的，也是还需要继续挖掘和深耕的。也许写作者深挖精耕在一隅一地，不离不弃，可能一辈子白写了，但也许又生成了其它的意义。好作品的点睛之笔、气质不同之处恰恰就在于个人性，因为这种个人性——鱼腥味，是自然与地方性所滋养并生发或者说创造出来的。
